尋找英雄(1)_田川

兩次逃亡（1）

　　
　　白壁（白騰飛之子）：
　　我們老家在北京。我們住在石駙馬大街，院子有三十畝地那麼大，分成東西院兒，有亭臺樓閣。當時一個月月租是六十塊大洋。我父親白騰飛（1890—1948，回族，桂林人。曾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1924年回國，先後任教于無錫國學專科學院、北京大學、暨南大學。抗戰爆發後回桂林，1938年任廣西大學校長。1940年任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在任期間，調查政府官員違紀貪污案件和消極杭日行為，曾上書蔣介石痛陳時弊。——編者注）曾經在日本留學十一年，說一口流利的日語，一直在大學裡當教授，也算是文化界的名人。小時候記得他攢了很多字畫書籍，有一間屋子那麼多。
　　
　　 1937年7月，我們全家正好不在北平，乘船去威海度假了。船靠岸後，報紙賣號外：「七七事變」爆發了，我們很快返回北平。當時城裡已經有日本人了，他們通緝我父親，要他出去幫日本人做事。我父親當然不願意，想流亡香港。那時我母親正懷著我六弟，沒辦法跟他走，只好讓我父親一個人先走。他化裝後到了前門火車站。日本憲兵把守得很嚴，他恰巧碰到留學時候的日本同學。他們過去是很好的朋友。真沒想到，那個人在北滿鐵路局做官。父親說自己有病，準備到北戴河去休養，那個日本同學說：「那你就坐我的車走吧，我送你到北戴河。」父親說：「我想坐船去。」他說：「那我就送你到大沽口。」他還對父親說，兩國開戰了，你要沒有地方去，就來北滿找我。就這樣戲劇性地，父親乘船從大沽口去了香港。
　　
　　父親走後，母親帶著我們還留在北平。我那時候十來歲，記憶當中，北平還是挺亂的，不過那個亂的程度呢，日本人還能鎮住。盧溝橋一仗以後，城內就聽不見槍響了，大家只是說少上街，街上淨是日本兵走來走去，汽車開來開去。那種氣氛讓人感覺，反正是這個國家不行了，好像要亡國了一樣。
　　
　　母親生下了老六，剛滿月，我們就準備離開北平。走的時候，字畫書籍全扔下了。那時候日本人檢查很嚴，帶不走，全完了！上車還是按座位坐下，還有臥鋪，逃難的人也不是很多。大概是1937年12月吧，我們全家乘火車先到塘沽，然後又乘船到了香港找到父親。
　　
　　我們在香港住在最好的半島酒店，呆了一個星期，大概在1938年元旦的時候，我們就來到桂林。父親當時就認為香港早晚也有一戰，而桂林地處西南大後方，日本人不會很快過來。當時的文化人基本都集中在這兩個地方：香港和桂林。雖然戰亂不斷，但一直到1944年，我們全家都沒有離開過廣西。
　　
　　剛到桂林的時候，我們家的東西仍然很多，連人帶行李運到了兩大卡車。桂林當時物價天天漲，一天一個價，但金庫還算是滿的，用廣西的毛錢就可以買到金子，還算歌舞昇平。窮人一般不來，都是有錢人為避難而來。剛開始，日本人的飛機也不經常來。桂林有一個防空司令部，武器雖然不是很好，但還有一些高射炮和機槍架在山頂。日本飛機要投彈就得俯衝下來，桂林山多，飛得太低了，容易撞在山上。日本飛機來了，警報一響，人們就跑到山洞裡去了。他們也就是胡亂扔幾個炸彈，炸死炸傷的人不多，炸毀的建築物也不多。轟炸完了，還有人把自來水管子挖出來，打磨一下接著賣，發戰爭財。
　　
　　我父親一生從事教育，全家到桂林之初，邀請他的人就來了。黃旭初當時是廣西大學的代校長，他一定要我父親當校長，他說：你作為一個學者、作為一個名教授，又是廣西籍，你不擔任校長，誰擔任？父親開始不肯，後來想想，也應該為家鄉做點事，便同意了。接任的時候，他們有約在先，你讓我當校長可以，教學你不能干預。黃表示贊成。父親想按照北平大學的模式來搞廣西大學。北平大學和北京大學那時是兩回事。抗戰爆發以後，因為估計到學者和文化名人早晚會往桂林這邊，父親就給一些人發了聘書，聘了像李達這樣的進步文人。國民黨裡就有人說，這個白騰飛要在桂林搞「紅色大本營」了。
　　
　　李達是曾經上過國民黨通緝名單的，共產黨十一人小組的成員之一。我父親聘他，國民黨桂系很震驚。雖然桂系有反蔣的一面，但它也有反共的一面。他們害怕白騰飛真的在廣西大學搞起一個「紅色大本營」。於是父親的校長職務很快便給免了，他在任為期不過一年多一點。而有一些教授接到聘書來了還沒上任，像李達來了以後，課都沒上。這樣的人很多。廣西省政府不負擔他們的費用。我父親就自己掏腰包出路費，讓他們回去。為什麼他這一生對朋友、對學生如此厚道呢？他有一條信念，錢我有，但不能夠留給子孫後代，留給子孫後代就是害子孫後代。他最後死時，連埋葬費都沒有。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了。大批進步文人來到桂林，桂林幾乎成了抗戰文化之都。桂系為了培養自己的勢力，也開始實行了比較開明的文化政策。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4年3月。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日本人的海上的運輸補給線被美國人切斷了，日本本土也面臨著美國B-29轟炸機的威脅。1944年春天，日本人突然動員五十萬兵力開始了打通大陸線作戰，從1944年春天開始短短幾個月時間，日本人就橫掃湖南、廣西，進逼桂林了。慘啊！老蔣命令桂林死守三個月。當時從軍事上講，桂林四面環山，易守難攻，守好了，三個月不成問題。桂林的司令長官是張發奎（廣東人，時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負責兩廣抗戰。——編者注），軍團司令是夏威（廣西人，從軍後參加了廣西境內的多次混戰，成為新桂系主要成員，1939年任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後參加桂南會戰。——編者注），守城指揮是韋雲淞（新桂系主要將領之一，桂林城防司令官。——編者注），他們都是特級上將、能征善戰的人。
　　
　　那時候我已經初中畢業了，事情記得很清楚。在日軍逼近桂林的時候，大家就開始逃難。是韋雲淞下的撤退令，當時還不叫撤退，叫「疏散」，方向是四川。開始是發警報，通知全城要撤空。那種感覺現在的人想像不出來：你要不走的話就要挨槍子兒。雖然還聽不見槍響、炮響，還沒到這種程度，但是很慌亂。
　　
　　這是我們全家經歷的第二次逃難，北平的逃難還沒有這樣的恐懼感，那時只是想往南邊跑，知道到南邊有我父親，而桂林的逃，不知道要去哪兒，也不知道逃到哪年是個頭兒。我們全家要離開的時候聽說快沒火車了。謠言一會兒說這邊打，一會兒又說那邊打，可是誰也沒聽到槍炮聲。非常恐懼！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