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英雄(11)_田川

1939年毒酒案/篇首語

　　
　　 2004年10月在南京，我們從抗戰史專家口中知道了這件事。這起發生在1939年夏天南京的日偽要員中毒事件，曾在大後方造成轟動，陪都重慶的報紙對這一事件進行了連續報導。要知道1939年正是全面抗戰的第三年，之前中國軍事上節節受挫（全國幾無可戰之軍），政治上投降俱樂部（以汪精衛為首）鼓噪活躍，國際上孤立無援（英美奉行綏靖政策，蘇聯的軍援實為坐視中日苦鬥，以免除日人對其遠東的威脅），抗戰似乎走入了死角。人在走背字的時候，往往需要一劑強心劑來抖擻精神，人如此，國家亦如此。投毒事件如一石投入死水，在當時社會心理上的作用要遠遠大於實際殺敵的功效。
　　江蘇省委宣傳部曾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出版了一本名叫《群英譜》的文史資料集。2004年12月，我們在其中看到了一篇千字小文，重又提到了六十年前的那起毒酒事件。這篇小文的作者是南京一個普通的街道幹部。他說他是多年前聽社區裡的一位老人說起這件事的。
　　
　　在南京一個肅殺的冬日裡，我們隨著街道幹部在一個鬱悶的社區裡穿行。灰濛濛的天，灰濛濛的樓。我們走進這位九十三歲老人的家，他向後退了幾步，連連擺手，說：「不行不行，不能報導，日本領事館要是知道了不得了，他們要報復我的。」他的兒子說，老爺子現在有些老年病，有時神智不清。這就是一位刺殺行動的主人公——1939年毒酒事件的投毒者。雖然事情過去了這麼長時間，記憶仍然刻骨銘心。平靜下來後，這位辛亥革命後兩年出生的老人開始了回憶：「我叫詹長麟，那毒是我下的。」詹長麟1934年加入藍衣社，在日本領事館潛伏五年後，得到了上級投毒的指示。從此一生坎坷。
　　
　　黃昏將至，屋裡慢慢暗淡地看不清表情，詹長麟屋裡的光線很差，到處擺放著上下鋪的床，如同廢棄的火車硬臥車廂。詹長麟的兒女兩家人剛從青海回到南京不久，與他同住一室。三天以後，我們在下榻的賓館對詹長麟進行了正式採訪。讓我們意外的是，他的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和一個孫子隨老人一同來了，他們似乎有很多話要說。我們的採訪進行得很吃力，老人的記憶時常出現短路，幸好他的二子文斌在南京總統府博物館從事文史研究，對父親經歷如數家珍，經他提醒和補充，我們才完整地接觸到了這段歷史。採訪中，有兩個細節我記憶猶新：1、老人談了兩個小時，幾乎沒有喝水，當我讓他喝口水時，文斌阻攔住了，他說：「我父親投毒以後，從來不在外面喝水。」2、詹長麟曾談到被他毒死的日本書記官平時和他私交還可以，我問他後悔不後悔，他用拐杖使勁剁著地說：「我是誠心誠意殺他們的，我是中國人啊，我要報仇呀！我要我的祖國呀！」當時在場的人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血直往上湧。「誠心誠意地殺人」，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
　　
　　詹長麟投毒後，全家亡命天涯，備嘗離散之苦付出巨大代價。我想，在投毒的一刻，他是做好了這個心理準備的，而在抗戰後所付出的代價，他肯定沒有準備。世事沉浮，他只能以沉默應對。詹長麟內向沉穩、信念堅定，有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豁達，這也許是他歷經磨難得以長壽的原因吧。
　　
　　當我們離開南京時，他讓二子文斌送給我們一個禮物，打開一層層細心包紮的草紙，竟是一個小銅塑：關公。文斌解釋，這是我父親的守護神。
　　
　　片子播出後，文斌打來電話，說全家是在一起看的，看的時候家裡有人失聲痛哭；當然不是為了片子，而是片子之外的很多東西。當地政府在片子播出後前來關心了詹家，各種媒體也紛至遝來，我相信詹老會很泰然的，人生如戲，寬寬窄窄的舞臺他走了那麼多。「問春何苦匆匆，帶風伴雨如馳驟」。他身上早已練就了適度、協調、溫和的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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