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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長的流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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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以後,我們全家坐上一隻海船離開了上海,上面讓我們全家獨自流亡,一站一站地,到地方才有同志接應。我們先到了浙江,有一個叫宜陽(浙江現無此地——編者注)的縣城。在那兒上岸,用牛拖車子上岸。我們路過戴老闆(戴笠——編者注)的家鄉,他母親迎接了我們,還請我們吃了飯,對我父母也很好,很親切。但在溫州住店的時候,一天半夜,店主雇了幾個人偷偷把我的箱子偷走了。箱子裡有全部的盤纏,還有我的一支槍。我睜著眼睛看著他們拿走的,我想,他們也知道我看見了,但我不能說話,否則全家就沒命了。 因為沒有錢,我們就落難了,那實在是受苦受難。我得了黃疸型肝炎,吃不下飯,病得很厲害。有一天走在街上,一個人從我身邊走過,突然拉住我,說:「你病得很重呀。」他說我眼睛看上去是黃的。此人是個中醫。我們素不相識,他硬把我拉到店裡開了幾副藥。吃下去一個月以後,病就好了。至今我還記得那個人,他救了我一命。 在浙江,我本想靠賣稀飯、油條、燒餅、山芋維持全家繼續逃亡,不過,只賣過一天,因為沒有人吃。我們換換衣服又坐船到了福建莆田。好在家裡人一直在一起。在莆田,我終於做起了賣油條、稀飯、紅糖的生意。但全家的口糧仍難維持。我的大兒子腰上得小癤子,孩子們也瘦了。在浙江溫州的時候,妻子生了一個女兒,小名叫圓蘭子。因為營養不良,又得經常跑路,圓蘭子最後死在莆田,埋在那裡了。老伴後來經常想起這件事,一想起就哭。 從福建我們慢慢走,1944年,根據軍統局的安排,我輾轉來到了湖南衡陽幹部培訓班,這是軍統局照顧我,讓我當個拿工資的學員。在培訓班裡,我學打算盤,練毛筆字,我的班主任叫胡靜庵。畢業的時候,還發給了我一張八級財政稽查員的證書。 抗戰勝利以後,我帶全家回到了南京,1946年,國民政府在勵志社(創立於1929年左右,是蔣介石效仿日、美軍隊建立的一個軍官俱樂部性質組織。——編者注)獎勵抗戰有功人員,給了我五萬萬元的獎金。其他的人都多少拿了一點,我拿得最多。 我提出,日本人打走了,我也完成了我的任務,可不可以退出軍統。上面同意了,但給我在蘇州中央軍官訓練隊,安排了一個職務,是一份不用上班白拿薪水的工作。軍銜是上尉,我每個月都要坐火車去蘇州領一次錢。 1946年,我哥哥仍然留在軍統局,主要是搞肅奸,把抗戰時當漢奸的人揪出來。他當時紅極一時啊。我拿獎金在中央門外的神策門庫倫路,買了一塊地,蓋起了三層的旅館。後來這附近的路也是我開發的,我還架上了電線杆。當時生意非常好,家裡人口多,也就沒有雇外人。旅館裡有電燈,有電話,在當時是不得了的事。但我做生意很本分,該交的稅都交,也時常接濟附近的鄰居。所以在後來我倒楣的時候,周圍的人對我很好。唯一不順心的是,我哥哥回來後,時常為財產的事在家裡爭吵。有一次,我老婆頂了他幾句,他拔出槍架在我老婆頭上,我在旁邊吭都沒吭一聲。我老婆為這件事一直怨恨我。我們逃亡以後,原來家裡的房子被日本人一把火燒了,我哥哥列了一份財產清單(見附件)交給了國民政府。政府如數補償給了我們。 1949年,解放前夕,我過去的上級趙世瑞找到我,要我和他們一起去臺灣,我當時很堅定不想去,因為旅館的生意很好,我捨不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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