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英雄(20)_田川

解放之後（1）

　　
　　 1949年，解放軍佔領南京，一個月後，一天晚上，我們全家在睡覺，解放軍軍管會的人沖進了家裡。把我和我哥哥從床上揪下來了，鞋也沒穿，被押到了羊皮巷軍管會的拘留所。軍管會要我們交待過去反對人民的罪惡。我把自己在軍統時做的事都說了，我說我雙手沒有沾人民的血。共產黨還是理解我的，所以調查後很快就放我出來，搞清楚了。我哥哥和我分開關，不知道他說了什麼。當時關在一起的，還有很多過去在日本大使館的同事，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都是軍統的。周圍的人都說我氣色很好，關在裡面我也吃得飽睡得著，因為我問心無愧。我沒和人民作過對，我作對的是日本人。我天天早上學習，那兒還有日本人坐牢，都說我這個人好。人不要做虧心事。一個月後，我被釋放了，但我哥哥還在裡面。1950年下半年，他被槍斃了。據說他是軍統潛伏下的特務。槍斃之後，通知我去收屍，我不想去，我覺得是我害了他。當年是我把他介紹進軍統的，如今又讓我去收他的屍。雖然他進軍統後所作所為，落到如今的下場也是自作自受。我老婆代我去收屍，回來說，子彈從後腦打進去的。我聽了很傷心。
　　剛解放時，旅館一切照舊，經營很順利。
　　
　　從1950年開始，我非常看重人民代表選民證，那是公民權啊，這個東西我一直保存著。
　　
　　解放後有些幹部，對我這樣曾經在國民黨裡做過事的人，政治上進行歧視，人格上進行侮辱，經濟上進行壓制。我想，這不是政府的事，是個別幹部胡來。
　　
　　 1956年，公私合營到了我們頭上，當時不合也沒有辦法。工商稅務經常找你麻煩，弄得你走在街上像過街老鼠，最後我們同意合營。合營前要統計財產，公方人員一個唱票一個記錄，唱票人高聲喊，「臉盆一個，電話一個，衣服架一個……」我當時的小兒子詹文斌還不懂事，跟著他們各個屋走，還學他們唱票。不久，公方代表進店來上班。公方人員算正經理，我還算個副經理。旅館的名字還叫「中和旅館」。
　　
　　那時候公方代表有些素質不高的人員，專門欺負私方人員。他們認為「過去我們是窮人，你們是壓迫剝削人的人，今天窮人翻身，就應該對私方人員指手劃腳」。那時候有一句典型的歌謠，叫做「私方代表日夜忙，公方代表曬太陽」。這個歌謠是「公私合營」時期一個真實寫照。「公私合營」時期是我最累的時期，很多人都不把私方人員當人看。
　　
　　有一次，我記得，我老婆在房間裡縫旅館的被子，別縫邊哼著歌，當時大街上天天放的就是那幾首歌。她哼《社會主義好》，一個姓潘的公方代表聽見了，指著她說：「這歌是你能唱的？」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公私合營後，我拿三十五塊錢，我妻子拿三十塊多一點。就靠這一點工資養活這一大家。
　　
　　 1956年，因為建寧滬鐵路，將我買的一部分地充公了，給了我二百塊錢。1953年，當時給我的定性是「地主」，1961年又加了個「資本家」。還有一件有意思的事，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因為沒吃的，鬧饑荒，大家都浮腫。當時政府發了一些糖丸，是防浮腫的。糖丸是用紅糖加糠做的，每人兩粒，公方代表沒有給我，自己偷偷吃了。「文革」的時候，揭過去的短，這兩個公方代表姓顧的和姓潘的，偷吃糖丸的事也被揭發出來。他們還挨了鬥。這兩個人現在都不在了，而我還活著。人還是本分一點好。
　　
　　因為我在軍統局幹過，解放後有人叫我「反革命」，但是南京市軍管會和市人民政府沒有給我定為反革命，也沒有給我加上「四類分子」（特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1979年對「四類分子」予以摘帽。——編者注）的帽子。從剛解放到1978年落實黨的統戰政策的那段時間裡，好像在國民黨裡幹過的人都要給他戴上一個「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或者把這類人都打入「四類分子」之列。解放後，在我的檔案裡，沒有「歷史反革命」這個詞。同事、鄰居都說我是個老實厚道的好人。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被抄了家，我家一共被抄過兩次家。剛解放的時候被軍管會抄過一次，那時候主要是看家裡有沒有手槍以及所謂反動的東西。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這一次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被所謂的革命造反派抄去，連我的一尺見方的大硯臺都被抄走了。同時，我還要為那些「走資派」陪鬥。造反派硬把我定為「地富反壞右」，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還罰我掃了十幾年的大街，我每天淩晨三點鐘起床掃地，生怕在人前丟臉。我每天要向公安機關派出所遞交思想彙報和每天的行蹤情況。我每天寫的思想彙報都是老一套，開頭都是寫「萬壽無疆的毛主席，我向你彙報今天的思想和行蹤……」，具體內容是：起床、掃地、吃飯、上班、學「毛選」、回家、睡覺等等。這些千篇一律的東西，連派出所的工作人員看到都嫌煩。我彙報，單位也彙報，派出所也彙報，居民會也彙報，一天到晚彙報。我不是個人啊？拿我當個什麼人啊？敵人！幾點鐘坐什麼汽車，號碼，上班你在做什麼事，我都寫，天天彙報，不彙報不好交代，我是壞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批鬥是很慘忍，沒有人性的。只要是批鬥，就要把像我這樣的所謂「歷史反革命」也稱作「牛鬼蛇神」牽上去陪鬥。
　　
　　我想去死，想自殺，後來妻子勸我不要死，說為孩子們想想，才拋棄了去死的念頭。
　　
　　詹文斌（詹長麟的二兒子，現為南京總統府博物館研究員）：
　　
　　解放後，出身好，成分好的家庭的孩子，容易被分配到工作，而我哥哥詹文亮成年的時候，因為我父親的所謂歷史問題，一直未能分配到工作。1958年，他無奈遠離父母去了青海找工作。我的二姐詹學勤因父親的歷史問題，十三歲就到了青海找工作，那是1960年，我們國家處在三年自然災害最困難的一段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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