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英雄(21)_田川

解放之後（2）

　　1966年，紅衛兵開始串聯，我也想去。但因為出身不好，不讓我加入紅衛兵。我就參加了比紅衛兵低一級的組織，南京革命造反團。這個組織裡全是出身不好的子女，要去串聯。我家裡人都攔不住我，我們幾個同學帶了一封證明，一路白吃白住，從南京到杭州到上海到漢口。後來在漢口上船準備回南京時，我突然想去青海看哥哥。但當時幾個人只有一個證明，我就求領隊的一個叫鄭洪林的同學，把證明給我，因為他們上船就可以到南京了，也不需要這個證明了。鄭洪林起初不同意，後來另外幾個同學幫著勸，終於同意了。我用七天時間輾轉到了西寧，下火車的時候一片黃沙。當晚住在一個學校裡，給我哥哥單位打電話，我哥哥詹文亮非常激動，買了一隻羊腿，一瓶燒酒。我們兄弟倆談了一夜。我和哥哥說了家裡的情況，我哥說這幾年，他利用衛生防疫站工作的便利，賣自己的血，澡盆一樣大的盆，賣了十幾盆。這些錢都寄回家裡，接濟我們這些弟妹上學。我聽後，大哭了一場。等我回到南京，已經是1966年12月31號，也是紅衛兵串聯的最後一天。我媽見到我後，上去就要咬我的肉，她以為我死在外面了。

　　那時候，父母經常被揪鬥，我記得放學回家，鄰居跑過來說，今天你媽媽又站桌子了。我當時真想找個地縫鑽進去。

　　1967年的夏天，在南京七三四廠大禮堂批鬥走資派，叫我爸也站在臺上陪鬥。他脖子上掛了一個寫有「打倒歷史反革命詹長麟」的牌子。除此之外還有我的娘娘詹長英也站在臺上像他那樣掛著牌子陪鬥。為什麼要叫我父親和我娘娘陪鬥，因為當時我父親和娘娘都有所謂的歷史問題，加上大伯父詹長炳解放後被鎮壓，姑父被判十八年刑獄的情況，所以他們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非挨鬥不可。批鬥的牌子上還要掛兩塊磚頭，掛在脖子上的那根鐵絲細得可以勒到肉裡面去，加上酷熱難當的盛夏，他們大汗淋漓，我父親和娘娘的臉上都露出極端的痛苦。

　　那個時候我作為一個學生，看到父輩這樣的情景，心裡真不是滋味。人有一種天性，不能看到親人痛苦，親人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我父親說他不止一次地想過死。有一次把五包耗子藥放在了桌子上，正準備吃，我母親把它搶了過去，說為了孩子，要活下去！

　　1968年我畢業後也去了青海，為了幫助哥哥；在西寧，我在報社先當鍋爐工，後來又當校對。改革開放後，因為有文化，當上了記者。我是家裡情況最好的。

　　我二姐在青海湖邊修青藏鐵路，吃盡了高寒地區天寒地凍、風沙肆虐和吃不飽肚子的苦頭。1962年國家經濟困難時開展「下放運動」，由於我父親的歷史問題，她首當其衝被下放回南京。回南京之後仍然找不到工作。1963年她又到新疆找工作，人家說你家成分不好，我們不敢要。她為了像正常人一樣找一份工作，處處碰壁，吃盡了苦頭。我的大姐詹文雪1968年4月因「文革」期間的政治運動，加上我父親、丈夫被揪鬥，家裡被抄，飽受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三十多年臥床不起。

　　我哥哥在青海工作了四十年，直到1998年才再回到南京。這些都是我父親的「歷史問題」造成的。

　　雖然全家因這些政治問題受到了迫害、牽連，但是我們都很尊重自己的人格，每個人都努力做個好人，正派人。我父親當時經常鼓勵我們，要爭氣，要爭取入黨，他早說過「與時俱進」這句話。現在共產黨先進就要跟共產黨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和二姐都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二姐多次被評為優秀工作者和優秀共產黨員。通過自己努力，我曾經還光榮地成為一名《人民日報》海外版和《青海日報》的新聞記者，並且曾經五次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和優秀公務員。

　　我並沒有覺得自己虧呀，雖然沒有文化，但我活到了今天，多少聰明人都在前面走了。我沒有病。我天天鍛煉，打太極拳，在床上做俯臥撐，現在還能做二十幾下，我天天鍛煉呢。

　　有時，我會夢見被我殺死的日本人船山來找我，因為他人很和氣，中文說得好，平時和我關係很好。但我不後悔。你問我後悔嗎，還後悔呢，我是誠心誠意要殺他們的，我是中國人啊！中國是我的祖國啊！我要我的國家！還後悔呢，我從不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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