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燁攝影作品：曉渡灤河

　　我當年曾和雷燁一起工作了三個月。雷燁一般的個子，書生氣很濃，文質彬彬的。人呢，非常和藹，但是非常活潑。他到延安抗大學習了一年多吧，1938年底，被總政治部吸收參加了記者工作，就編入了這個敵後的採訪團。因為他在延安的時候寫過一些文章，引起了重視，被任命為總政前線記者團晉察冀組長，派到晉察冀來了，還兼任著《晉察冀日報》特派記者。他在晉察冀利用各種形式、各種場合介紹延安文化運動的形勢。還受晉察冀《抗敵報》社長鄧拓的委託，寫《談延安文藝工作的發展和現狀》等一些文章。他那張跟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的照片，就是那個時候拍的，是1939年12月沙飛給他們拍的。不久以後，他又要求到敵後去，就從那兒派到了冀東。當時冀東環境最艱苦，是戰爭的最前線了。因為冀東跟當時的偽滿洲國接壤，再往東就是東北了，等於是華北與東北的交界，這個地方鬥爭最殘酷。他在冀東軍區擔任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因為當時冀東幹部奇缺，他又自告奮勇擔任了組織科科長。不過這些職務沒有影響他的記者工作，他一直處在冀東抗日最前線。他做採訪跟拍照，既寫通訊報導，也拍照片。
　　當時拍照片的人很少啊，因為相機和膠捲那都是非常罕見的物資。雷燁一面參加鬥爭，一面學習攝影，儘管那時的照像器材十分缺乏，拍攝條件又很惡劣，但他勤奮呀，走到哪裡照到哪裡，能多照一張就多照一張。1941年1月，日軍血洗冀東豐潤縣潘家峪村，殘殺了幾千的無辜中國人。雷燁第二天就趕赴現場，他是唯一親臨現場的記者。（1941年1月25日，侵華日軍包圍了河北豐潤縣的潘家峪村，對手無寸鐵的村民進行了大屠殺，一千二百三十名同胞遇難，其中婦女、兒童有六百五十餘人。全村財物被搶劫一空，燒毀的房有一千多間。從1941到1942年，日軍對晉察冀各根據地進行千人以上的掃蕩多達一百七十餘次，投入兵力八十三萬。——編者注）1941年和1942年裡，雷燁隨部隊轉戰冀東灤河沿岸和熱南偽滿邊境，拍攝了很多新聞照片。沙飛說，他拍的照片無論在品質上或數量上，比起專業的人毫不遜色。
　　伊之：
　　後來我終於找到了雷燁寫的一篇文稿，關於說潘家峪血案的。潘家峪大慘案第二天，他就到潘家峪現場了，所以那是流著淚寫的稿子。在屍骨當中，在遍地是血當中寫的稿子。他在文章中描寫他親眼看到的一具具屍骨，「黃昏裡，我們在潘家峪向誰告辭呢？」因為潘家峪在場的所有百姓都被屠殺了，一個都不剩。最可貴的是雷燁不僅及時地寫出了通訊，而且還拍攝了非常珍貴的照片。現在我們在各大紀念館看見的「潘家峪血案」的展覽照片就是雷燁拍攝的。
　　當時日本人真不是東西啊，我們的一個工人說那場景真是讓人痛心，一輩子都忘不了。他到一個老鄉家裡面，看見鍋裡還燒著火，他揭開鍋蓋一看，煮著兩個小孩！其中一個是我們都認識的保衛部部長的兒子，他的老婆在路上被日本人用刺刀挑開了肚子，腸子都出來了。他回來後很久都緩不過神，後來他跟我說真是沒法看啊。當時的形勢就是這麼嚴峻。
　　張致祥（原晉察冀日報社副社長）：
　　我當時在晉察冀日報社，鄧拓是主編和社長，我是副社長副主編。我只見過雷燁幾面，但是他留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個時候，有些記者尤其是拿著相機的容易有些傲氣。但是雷燁這個人太好了，他從晉察冀邊區到冀東去經過平西，和我還有肖克一起吃了頓飯。他非常年輕有活力，而且沒有絲毫傲氣。我還給他講我們日報社用的石印。每逢敵人掃蕩的時候，因為石印非常珍貴啊，沒了它就沒法出報紙了，就得把石印藏起來。可是石印太大了，藏在哪裡好呢，我們的同志非常聰明，就把它放在水裡，敵人來了，我們就把石印放入河水裡，等到掃蕩結束的時候，再把石頭從河裡頭撈出來。我把我們怎麼辦報的過程告訴他，他也很感興趣。後來他去邊區參加參議會，我們約好再見面的，可是再也沒見過。他失約了，因為他犧牲了。
　　1942年冬天的時候，雷燁被選為晉察冀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的參議員，帶著照相機和所拍攝的材料，從冀東越過敵人的封鎖線來到冀西抗日根據地。他參加了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後，就到晉察冀畫報社去，準備將自己在冀東所拍的全部底片送交畫報社長期保存、使用。當時畫報社的社長沙飛一看這些照片就覺得非常好，決定立刻選用這批新聞照片出版，並邀請雷燁留下來協助畫報編輯選稿，雷燁非常高興地答應了，還準備寫篇長文對冀東作全面報導，配合照片一同發表。
　　雷燁到我們畫報社，承擔著很大的風險。因為晉察冀畫報社在當時的影響非常大，日本人根本沒有想到中國人能在那樣山溝溝的地方弄出一份中英文互譯的彩色畫報。日本人極力在破壞我們和外界的聯繫，實行封鎖。畫報社所需要的一切製作材料都是花大價錢買來的。因為聶榮臻司令員非常重視新聞工作，而沙飛帶著一群年輕人創造出了每月五百份的畫報奇跡。畫報可以深入到戰壕裡，戰士們可以在第一時間看見。在北平、保定地區把敵人都震動了，所以畫報社成了敵人的眼中釘，成為敵人掃蕩的重點對象。
　　1942年、1943年是晉察冀最困難的時候，一個是天氣大旱，糧食沒收成。一個人一天四兩黑豆，很多工人遊擊隊不發糧食，得自己找吃的。都是年輕小夥子啊，有黑豆也不夠吃呀，最後吃草根，摘樹葉。那時候正是困難的時候，軍區下了訓令，不准與民爭食，近處的樹葉要讓給老百姓，部隊只能到遠的地方找樹葉。那時候的戰士都是面黃肌瘦的，而且吃黑豆大便不出來，互相用棍子捅，很慘啊。另外一個，1943年的掃蕩，是最殘酷的，連續三個月。我好多戰友都犧牲了。我們村二十幾個人一塊參加八路軍，現在就我一個獨根獨苗了。冀州掃蕩，那真是過篩子一樣，你過不去這個篩子，就死了。那戰爭的慘烈，沒經過那場戰爭，不知道戰爭的慘烈。不是害怕，但是戰爭太慘烈了，我們這個中華民族真是在災難中渡過來的。
　　1943年日本人的掃蕩到了高峰，畫報社只能從阜平搬到平山曹家莊。因為曹家莊地處兩個大山溝的一個半山腰裡面，大概有三四十戶人家，我們考慮到萬一敵人掃蕩來了，我們還可以把印刷所的各種機器拆了，抱著一些零件往山上爬，放到山洞裡面去。雖然我當時是所長，但我也一樣啊，跟著他們扛機器大筐什麼的，往山上跑。有太大的機器來不及搬的，就採取另外一種方法，就在沙地啊，把沙子挖下去，把機器大筐埋到裡面。再把沙子埋上去，甚至把有些種著的小青苗拔起來，把機器埋到裡面，然後把青苗又都再種上，把土弄弄，敵人就發現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