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英雄(26)_田川

一個叫雷燁的人

　　雖然線頭斷了，但我心裡，怎麼也放不下這件事。我對抗日戰爭時期犧牲的戰士，有特殊的感情。我小時候見過很多在我們家鄉犧牲的戰士，雖然那時我歲數不大，但是記得清清楚楚。那時我剛上小學，八路軍打仗的時候，經常往我們學校裡面抬傷患，我親眼見過的。因為部隊打散了，傷患就跟不上了，只能留在村裡，那根本就沒法治啊。我們村裡還有一個醫生，但是藥棉、藥布根本就沒有的。傷患的血流得太厲害了，那怎麼辦呢，連個止血的藥布都沒有的。我們學生就用當時寫毛筆字，寫大楷小楷的那個紙，有寫了字，有沒寫字的，全部拿來給他們堵血，擦血。擦著擦著傷患可能就死了，我就曾經眼睜睜地看著一個戰士流血過多死了。死了以後，也不知姓什麼叫什麼，也不知是哪個部隊的，慘得很。當時每個村都有塊義地，老百姓叫亂葬崗，就是沒主兒的死人就埋在這個地方，在我們村裡有好些士兵埋在這裡，到現在也不知道是哪兒的人，是哪個部隊的，叫什麼名字。那些可都是年輕人啊，都是豁出去生命的。就像項俊文這樣傾家蕩產，把自己應該管的弟弟妹妹都不管了，把房子都賣了，去參加革命。如果沒有這些人，說不定我們就成了奴隸了，永遠成了殖民地了。

　　我就想繼續查，哪怕有一絲的線索，哪怕有一點希望。說不定在什麼時候，無意中就可能發現一點蛛絲馬跡。但是給項秀文覆信以後，我就沒有再跟他聯繫過，因為能不能查到，我也沒有把握，但我個人沒有放棄。

　　經過分析，我把範圍鎖定在晉察冀。因為項俊文從延安抗大畢業後到了晉察冀。還有，他中學畢業，而且很愛好文學，很能寫，在當時來說就算八路軍裡面的知識份子。他很可能就不是一般的戰士，很可能是搞文書的，或是搞新聞記者這類的，就可能留點痕跡。我就把這個範圍之內的檔案，圖書，報刊，革命回憶錄，地方誌，地名志，文史資料呀，黨史資料，還有報紙上各種回憶錄等等，所有我能找到的，全部都看，每一天都在看，一篇不落。像石家莊圖書館、省圖書館、省檔案館，幾乎有關這方面的東西我都查遍了。

　　就這樣後來又查了十二年。到了2001年8月份的一天，我偶然在一張舊報紙上翻到有一篇文章，是回憶一個叫沙飛的攝影家，裡邊有一句話，說當時這些人在世的已經不多了，和沙飛曾經一塊戰鬥過的浙江籍戰士雷燁，現在安葬在華北軍區烈士陵園。（沙飛原名司徒傳，被譽為是中國攝影史上第一人，留下了1221幅照片，創辦了《晉察冀畫報》。抗戰後，精神受到創傷，1949年12月15日在石家莊和平醫院開槍打死為他治病的日籍醫生津澤勝。1950年2月24日原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決沙飛死刑。1986年5月19日北京軍區軍事法院判決：撤銷原判決，為沙飛恢復軍籍、黨籍。——編者注）看到這句話，我心裡一動，叫「雷燁」，跟「雷雨」差一個字，又都是浙江人。這個「雷燁」會不會就是「雷雨」，就是項俊文呢？因為我知道當時在八路軍，絕大部分，可以說90％以上的人，都使用化名，都不是原名。名字是組織上要求改的，是為了萬一有特殊情況時，不使家庭和組織上受牽連。我現在的名字也是改過的，我原姓尹，名字挺複雜的，原來都寫繁體字，很多筆的，多少筆我也記不清了。我說既然要改名字，一定要改成最簡單的，同志們說叫「一二」最簡單，那我這個尹字加個立人不就是伊，但是「伊二」也不像話。我們一起去的有一個同志叫胡靜之，我說要這個「之」字，「之」不就跟「三」差不多嗎，我說我不叫「一二」，我叫「一三」得了。就這樣改成了伊之。不僅名字要改，連檔案也是不能存的。因為掃蕩的形勢嚴峻啊，一旦知道敵人到附近了，我們就把不用的機器，不用的檔，不用的材料，一切帶不走的東西全堅壁起來，埋起來或藏在敵人找不著的地方。但指導員說檔案不能堅壁，因為敵人搜山搜得非常凶，如果把人事檔案搜走了那是不可以的，他就自己隨身帶著，最緊急的時候就燒掉。我們部隊一共燒過兩次，所以沒有留下任何人事檔案。

　　掃蕩最嚴酷的時候，冀東的很多地方都成為無人區了。（從1939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為了「確保滿洲」，將東北與關內隔離開來，為此，將長城沿線居住在山裡的群眾驅趕下山，強迫建起「集團部落」，東起山海關，西至獨石口，北抵內蒙古甯城，南達長城線內側，長約一千公里，最寬處約二百公里，形成了跨越十二個縣境的寬大封鎖線，這就是「千里無人區」，總面積約四千平方公里。——編者注）

　　敵

　　人把很多村莊變成一個大村，把人都趕到這個村子裡頭，叫「人圈」。再把其他村莊都給燒了，以此來斷絕群眾和八路軍的聯繫。我記得最艱苦的一年，我幾乎一年沒脫過鞋，連睡覺也不敢脫鞋。為什麼呢？因為周圍的敵人也就離我們十裡地，說敵人出來了，五分鐘就得集合。五分鐘如果集合不了的話，那你就來不及了，危險了。而且敵人壞就壞在經常在淩晨突然伊之襲擊，人睡得最香的時候來打你，所以睡覺都不能脫鞋。

　　我很快就去華北烈士陵園查碑文，陵園有三百多個烈士墓，我挨個查，最後發現了雷燁的墓，只有一個非常簡單的碑文。我根據碑文到了陵園的史料室，問有沒有雷燁的檔案，他們說沒有。只找到了一個小證，上面有一篇文章是介紹雷燁的，說他是浙江人，犧牲的時候二十六歲，延安抗大畢業，是八路軍總政前線記者團的記者，在平山地區壯烈犧牲，犧牲的時候是冀東軍區組織科長，就這麼簡單。我就想問問還健在的當年的老同志，看看他們能不能提供一點線索。首先我找到了北京的伊之大姐，因為她們在北京搞了一個組織，能找到一些戰爭時期戰士的檔案。

　　我覺得一下子就有了信心，開始托人讓我進檔案室查。因為這時我已經退休了，一般人不願意接待，我也沒有介紹信，一般不會讓你查。我托了很多人，終於找到了檔案。在檔案裡面發現了有個叫白建雄的寫的一封給雷燁遷墓的建議信，還有當時河北軍區給民政廳的調查信，就是調查雷燁是什麼地方人、家屬在什麼地方。當然沒有結果。另外檔案裡還夾著晉察冀畫報第三期，登有他犧牲以後的悼文，還有他和田華的合影。有了雷燁的照片，而且他的情況與項秀文的哥哥非常相似，這時候我才找項秀文聯繫。我跟他一說這個情況，他特別感動，沒想到這麼多年我還沒有放下這件事。我告訴他現在還不能認定，因為這個時候只有兩張照片，一個跟田華的合影，一個跟聶榮臻的合影。我建議項秀文趕快到北京去找雷燁當時的老領導，老戰友，帶著照片去認定，這個雷燁是不是項俊文？項秀文很快來到了北京，走訪了一些雷燁當年的老戰友。

　　伊之：

　　後來，金華的項秀文聯繫到我，要我幫忙找雷燁的檔案。我一聽到雷燁的名字，知道他弟弟要找我們，我和我老伴張致祥高興壞了，雷燁可是我們非常敬重的戰士啊，而且我們從不知道他還有弟弟。我們曾經在《浙江日報》上登文章尋找雷燁的下落，他究竟是浙江哪個地方的人？可是沒有下落。他弟弟項秀文說要我們幫忙找雷燁的文字資料，因為我和我老伴在晉察冀日報社的時候，雷燁是我們那兒的特約記者，經常寫稿子的。我趕緊打電話給我們指導員，可是他說晉察冀的人事檔案已經燒過兩次了。文字全沒有了。我甚至不能確定雷燁是否就是項秀文的哥哥，雷燁是浙江金華的嗎？他的原名是叫項俊文嗎？我和鄧拓的夫人一起問了二十幾個人，沒有一個人知道。因為那時候的環境真險惡啊，戰士們在一起的時候從來不討論家事的。因為實在是沒有時間說閒話，每天除了工作就是打遊擊。這些家長里短的事情，比如家在哪啊，有什麼人，一概不知道，從來不討論這些。而且好像不約而同地，形成這麼個不成文的規矩，誰也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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