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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晚期的北京怪談(1)


  中國的士大夫階層一直由通過各級科舉考試的文人(literary graduate)組成,喜歡辯論。他們擁有自己的邏輯系統,他們的結論往往建立在我們有時看起來是古怪的甚至是荒唐的基礎之上。士大夫們思路嚴謹,能夠迅速抓住對手邏輯中的瑕疵,大加利用。他們完全遵照于儒家先賢的著作,不折不扣地執行。多數情況下,士大夫之間的辯論總是能達到大家都大致滿意的程度。因為他們對熱點討論的話題和原則都有著相同的認識基礎。正是因為這一特性,士大夫之間的談論有著特殊的意義。這可以告訴我們這些文人和紳士是如何思考的,他們是如何漠視已經確定的普遍原則的,他們多大程度上迷信書本。

  我認識一位元中國著名的學者,他在朝廷支援下享有很高的地位。 這位大學者奇怪地宣稱狐狸神通廣大,能夠按照它自己的意願隨意轉變人型。我為此與他進行了好幾個小時的爭論。我們就這一詭異而滑稽的話題經過了長時間的辨證,但是我們最後誰都說服不了對方。正當大家都精疲力竭的時候,我的這位朋友兼敵人突然說:「好吧,我告訴你一件發生在北京的真事,看你能如何解釋?其實你對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也非常瞭解。多年前的一個夜晚,英國公使館的一名士兵正準備上床睡覺,突然聽到公使館的院落裡有狐狸的叫聲。他馬上重新穿戴好,抓起來福槍,告訴妻子說自己要去殺死那只狐狸,就出了房間。妻子聽到丈夫的來福槍聲響起後片刻,就陷入了睡眠之中。當她第二天上午醒來的時候,發現丈夫還沒有回到房間裡。不一會,兩名士兵將自己丈夫的屍體抬進了房間。屍體躺在月桂叢中,腦袋被子彈射穿了。他的來福槍就在他的旁邊,但是卻絲毫沒有狐狸的痕跡。現在,你打算怎麼解釋呢?」我的對手勝利在望似的繼續說:「事實到底是什麼樣的呢?那個士兵在那些月桂中間追逐那只狐狸,眼看就要抓住狐狸了。那只狐狸看到自己就要被抓住了,於是雙眼靈光一閃,馬上變成了一名男子,從那個可憐當兵的身上奪過來福槍,用他的武器在他的腦袋上開了一槍。之後,狐狸變回了狐狸,迅速跑掉了。這樣的事實難道還需要爭辯嗎?」

  說完,他得意洋洋,信心十足地笑著看著我,等待我的回答。這件事情的確在北京城流傳很廣,但是我不能同意他的結論。我的回答是,而且回答也只能是惟一的:狐狸變成人,以及之後的行為都不是真的,僅僅是推想而已。我想,那天晚上,那名士兵手腳趴在月桂叢中,悄悄的、匍匐著、接近那只狐狸。但是馬虎的他將來福槍潦草地拖在自己的背上,不知道到槍口朝上,而且正對著自己的腦袋。恰巧,一枝月桂枝掛響了扳機。槍走火了。士兵應聲倒在了地上,腦袋被子彈打穿了。來福槍就勢滑到了身旁。

  爭論就此結束。每人都不能用自己的觀點說服對方。這位學者在自然歷史方面的知識是稀奇古怪的。但是他依然是一位聰明、敏銳、心胸開闊的政府官員。

  中國人的客廳和書房都佈置得非常精緻優雅,儘管在我們看來並不是那麼的舒適。讓我們重新回到中國社會對家族女性實行的嚴格隔離的話題。當客人接近主人家的客廳或者書房的時候,一定就使自己的到來讓房間裡的人們知道。比如客人可以咳嗽一聲,以便房間裡的女性有充足的時間在你到來之前回避開。中國家庭普遍重視兒子,對他們引以為豪。客人來訪的時候,兒子可以在場。家長們總是輕描淡寫地介紹一下兒子,說些「犬子愚鈍」,「孺子不可教」之類的客套話。顯而易見,這些話只是掩飾家長們的自豪與驕傲的托詞而已。如果可能的話,抓住與已為人父的中國人交往的要點,與之建立良好關係的捷徑就是去拜訪他,當著他的面欣賞、誇獎他的兒子。

  必須說明的是,在中國,外國人與本地人的社會交往都是嚴格限制在同性之間。不管怎麼說,這都是令人遺憾的事情。在中國人轉變社會交往的觀念和習俗,在一定程度上順從於西方的利益、規則、觀念之前,這樣的情況不會有所改觀。但是這樣的改變是急不來的,鹵莽的激烈的變革的結果可能適得其反。迄今為止,在中國舉辦的所謂的「國際集會」(international gathering)都是沉悶乏味,極其無聊的。從社會學角度看,它們缺乏只有女性參與才能帶來的優雅、柔美、機智、靈動等美感。人們還需要以極大的耐性和充滿哲學的思考去容忍它們的存在。或者可以這麼說,我們希望這些現象不要長期存在,不要總是讓這些現象長期為我們的宴會和交談添加令人捧腹,招人厭煩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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