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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文獻給可染先生、佩珠夫人
可染先生逝世了。離開他那麼遠，我很想念他，為他守幾個鐘頭的靈，和他告別，看一眼他最後的容顏，不枉我們友誼一場。唉!可惜辦不到了。
他比我大十六歲，也就是說，我回北京二十八歲那一年，他才四十四歲。那算什
麼年齡呢？太年輕了。往昔如夢，幾乎不信我們曾經在那時已開始的友誼，那一段溫暖時光。
一九五三年，我，帶著七個月大的黑蠻，從香港回到北京，先住在北京北新橋大頭條沈從文表叔家。按年代算，那時表叔也才四十五歲，真了不起，他那些輝煌的文學作品都是在四十五歲以前完成的。
在他家裡住了不久，學校就已經給我安排好住處。那就是我將安居十年左右的大雅寶胡同甲二號。
第一個到新家來探望我們的就是可染夫婦。
一群孩子——二三十個大小不同的臉孔扒在窗口參觀這次的探望。他們知道，有一個從香港搬來的小家庭從今天起將和他們共享以後的幾十年的命運。
可染夫婦給我的印象那麼好!
「歡迎你們來，太好了!太好了!沒有想到兩位這麼年輕!太好了!太好了!剛來，有什麼缺的，先拿我們的用用!——你們廣東人，北京話講得那麼好!」
我說：「她是廣東人，我是湖南人。」
「好!好!我們告辭了，以後大家在一起住了。」
接著是張仃夫婦，帶著他們的四個嘍。
以後的日子，我跟他們兩家的生活幾乎是分不開的。新的生活，多虧了張仃夫人陳布文的指引和照顧。
大雅寶五十米的胡同拐角有一間小酒鋪，苦禪先生下班回來，總要站在那兒喝上兩杯白酒。他那麼善良樸素的人，一個重要的寫意畫家，卻被安排在陶瓷科跟王青芳先生一起畫陶瓷花瓶。為什麼?為什麼?至今我還說不出原由。我下班時若是碰見他，他必定跟我打招呼，並得意地告訴酒鋪的小掌櫃：
「……這位是黃永玉先生，咱們中央美術學院最年輕的老師，咱們党從香港請來的……」
我要說「不是黨請來的，是自己來的」也來不及。他是一番好意，那麼真誠無邪，真不忍辜負他的好意。
董希文有時也讓沙貝提著一個了不起的青花小提梁壺打酒。
那時尚有古風。還有提著一隻蓋著乾淨藍印花布的籃子的清臒的中年人賣我們在書上見識過的「硬面餑餑」。脆硬的表皮裡軟嫩微甜的面心，這是一種寒冷天氣半夜街頭叫賣的詩意極了的小食物。
大雅寶胡同另一頭的轉角是間家庭麵食鋪，早上賣豆漿、油條、大餅、火燒、糖餅、薄脆，中午賣餃子和麵食；後來幾年的「資本主義改造」，停了業。有時街頭相遇，寒暄幾句，不免相對黯然，這是後話。
北京東城大雅寶胡同甲二號，是中央美術學院教員宿舍。
我一家的住處是一間大房和一個小套間。房子不算好，但我們很滿足。我所尊敬的許多先生都住在同樣水平而風格異趣的房子裡。學院還有幾個分佈在東西城的宿舍。
大雅寶胡同只有三家門牌，門口路面安靜而寬闊，早百年或幾十年前的老槐樹綠陰下有清爽的石頭墩子供人坐臥。那時生活還遺風於老北京格局，雖已開始沸騰動盪，還沒有失盡優雅和委婉。
甲二號門口小小的。左邊是隔壁的拐角白粉牆，右邊一排老灰磚牆，後幾年改為兩層開滿西式窗眼的公家樓，大門在另一個方向，而孩子們一致稱呼它是「後勤部」大院，這是無須去明白的。
我們的院子一共是三進，連起來一長條，後門是小雅寶胡同。小雅寶胡同往西走幾步向右一拐就到了祿米倉的盡頭；「祿米倉」其實也是個胡同，省下胡同二字叫起來原也明白。只是叫大雅寶和小雅寶時卻都連著胡同，因為多少年前，前後胡同出了大小啞巴的緣故。
祿米倉對我們的生活很重要。那裡有糧店，菜站，油鹽醬醋，豬、牛、羊、雞、鴨、魚肉店，理髮店和一家日用雜貨店。還有一座古老的大廟，轉折回環，很有些去處。可惜主殿的圓形大鬥穹，聽傳說被舊社會好事貪財、不知輕重的人賣到美國波士頓博物館去了。更聽到添油加醋的傳說，那些大斗拱材料被編了號，一根不多、一根不少地存在倉庫裡，根本沒有高手能把它裝配起來。我們當時還很年輕的國手王世襄老兄恰巧在那兒，得到他的點化，才在異邦重新跟驚訝佩服的洋人見了面。
那座廟是個鐵工廠，冶煉和製造馬口鐵生活用具，油煙和電焊氣味，衝壓和洋鐵壺的敲打，真是古聯所雲：「風吹鐘聲花間過，又響又香」的感覺。
甲二號宿舍有三進院子。頭一個院子，門房姓趙，一個走失了妻子的趙大爺帶著十二歲的兒子大福生子和八歲的兒子小福生子和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兒。女兒乖，大小兒子十分創造性的調皮。
第二家是單身的陸大娘，名叫陸佩雲，是李苦禪先生的岳母。苦禪、李慧文夫婦和頑皮的兒子李燕、女兒李健住在隔壁。門口有三級石階，面對著一塊晾曬衣服的院子。路過時運氣好，可見苦禪先生練功，舞弄他那二十多斤重的純鋼大關刀。
第三家是油畫家董希文，夫人張連英是研究工藝美術的，兩夫婦細語輕言，沉靜而嫻雅。大兒子董沙貝，二兒子董沙雷，小女兒董伊沙跟我兒子同年。沙貝是個「紐文柴」，小搗蛋；沙雷文雅。我買過一張明朝大紅木畫案，六個人弄了一個下午還不能進屋，沙雷用小紙畫了一張步緒圖，「小娃娃懂得什麼?」我將他叱喝走了。大桌案露天放了一夜。第二天，老老實實根據沙雷的圖紙搬進了桌子。沙雷長大後是個航空方面的科學家。沙貝在日本，是我一生最中意的有高尚品味的年輕人之一。我們一家時時刻刻都想念他，卻一直不知道他生活得怎麼樣。
第四家是張仃和陳布文夫婦。張仃是中國最有膽識最有能力的現代藝術和民間藝術的開拓者。他身體力行，勇敢、坦蕩、熱情而執著地擁抱藝術，在五十年代的共產黨員身上，散發著深谷中幽蘭似的芳香。夫人陳布文從事文學活動，頭腦黎明般清新，有男性般的憤世嫉俗。和丈夫從延安走出來，卻顯得十分寂寞。布文是「四人幫」伏法以後去世的，總算解開了一點鬱結；可惜了她的頭腦和文采。
數得出他們的四個孩子：喬喬，女兒；郎郎，大兒子；大衛，二兒子；寥寥，三兒子，跟我們的關係最好。寥寥跟我兒子黑蠻同在美術學院托兒所低級班，每天同坐一輛王大爺的三輪車上學，跟兒子一起叫我妻子做「梅梅媽媽」。想到這一些事，真令人甜蜜而傷感。
大衛沉默得像個哲學家，六七歲，有點駝背，從不奔跑打鬧。我和他有時靜悄悄地坐在石階上，中午，大家午睡，院子靜悄悄，我們就談一些比較嚴肅的文學問題。他正讀著許多書。
郎郎是一個非常純良的孩子。他進了寄宿學校，星期天或寒暑假我們才能見面。他有支短短的小竹笛，吹一首叫做《小白帆》的歌。他善良而有禮，有時也跟大夥兒做一種可原諒的、驚天動地的穿越三大院的呼嘯奔跑。一般地說，他很含蓄，望著你，你會發現他像只小鹿，一對信任的、鹿的眼睛。
妻子曾經說過，寫一篇小說，名叫《小白帆》，說這一群孩子「將來」長大的合乎邏輯的故事。不料匆忙間這些孩子們長大了，遭遇卻令我們如此愴然。
郎郎在「文革」期間腳鐐手銬押到美術學院來「批鬥」，大會幾天之後分組討論槍斃不槍斃他。我難以忍受決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一進門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時也要槍斃。我們默默地點了頭，說聲「保重」，擦身而過。那天雪下得很大，登臨到白塔山頭，俯覽塵寰，天哪!真是訴不盡的孤寂啊!
喬喬原在兒童劇院，後來在雲南，再後來到國外去了。一個女孩走向世界，是需要強大的勇氣和毅力的。她開闊，她對付得了!
只有那個沉默好學的大衛，自從上山下鄉到了廬山之後，近二十年，一直沒有過下山的念頭。他是幾十萬分之一的沒有下山者。我許多年前上廬山時找過他，那麼超然灑脫，漠漠于寧靜之中。
他們家還有一位姨娘，是布文的姐姐。她照顧著幼小的寥寥，永遠笑眯眯，對一切都滿懷好意。
過了前院還不馬上到中院。中間捎帶著一個小小天井。兩個門，一門曲曲折折通到張仃內室，一個是張家簡陋的廚房。說簡陋，是因為靠牆有個古老的長著紅鏽的浴盆，自來水管、龍頭閥門一應齊全，通向不可知的歷史那裡。它優越而古老，地位奇特，使用和廢棄都需要知識和興趣，所以眼前它擔任一個很謙虛的工作——存放煤球。
中院第一家是我們。第二家是工藝美術家柳維和夫婦和他們又小又胖的兒子大有。第三家是程尚仁夫婦，也是工藝美術家，女兒七八歲，清秀好看，名叫三三；三四歲的兒子，嗓門粗而沙，大眼睛，成天在屋子裡，讓我把他的名字也忘了。
一個大院子，東邊是後院袁邁夫婦的膳房，隔壁還有一大一小的屋子住著為袁邁夫婦、後來為彥涵夫婦做飯的、名叫寶蘭的女青年。
院子大，後來我在李可染開向我們中院的窗前搭了個葡萄架，栽了一大株葡萄藤。在底下喝茶吃飯有點「人為的詩意」。
然後鑽進左手一個狹道到了後院。東南西北緊緊四排房子。不整齊的砌磚的天井夾著一口歪斜的漏水口。左邊再經一個短狹道到了後門。
南房一排三間房子，兩間有高低不平的地板，一做臥室，一做客廳；另一間靠東的水泥地的窄間是畫室，地面有兩平方尺的水泥蓋子，過去是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藏發報機的秘密倉庫，現在用來儲放大量的碑帖。每間房的南牆各有一扇窗，透過客廳的窗可看到中院我栽的葡萄和一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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