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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李可染住了許多年的家。
西邊房子住著可愛可敬的八十多歲目明耳聰快樂非凡的可染媽媽李老奶奶。
東房住著位姓範的女子，自雲「跟杜魯門夫人吃過飯」。她愛穿花衣，五十多歲，單身。
北房原住在前面說過的袁邁一家，他們有三個孩子，大兒子袁季，二兒子有點口吃的叫袁聰，三女兒可愛之極，名叫袁珊，外號「胖妹妹」，和我兒子也是同年。袁家的兩個兒子長得神俊，規矩有理，也都成為我的嘍。後來工藝美術系擴大為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屬這個系統的人才都搬走了。搬走之後住進一家常浚夫婦，原在故宮工作，新調來美院管理文物。他們家的孩子也是三個，十五六歲的大男孩叫萬石，二兒子叫壽石，三女兒叫婭婭，都是很老實的脾氣。常家還帶來一位約莫八十來歲的駝背老太太做飯，從不跟人多說句話，手腳乾淨而脾氣硬朗，得到大家暗暗尊敬。
隔壁有間大房，門在後口窄道邊，原住著木刻家彥涵、白炎夫婦和兩個兒子，大的叫四年，小的叫東東。四年住校，東東住托兒所。四年是個溫順可人的孩子，跟大福生子、李燕、沙貝、沙雷、郎郎、袁季等同齡人是一夥。東東還談不上跟大家來往，太小。
彥涵後來搬到鼓樓北官坊那邊去了。接著是反「右」，這位非常傑出的木刻家對幾十年來所受到的委屈，倒是一聲不響，至今七十多歲的人，仍然不斷地創造嶄新風格的動人而強大的作品。
彥涵走了以後搬來陶瓷大家祝大年夫婦和三個孩子。大的叫毛毛，小的叫小弟，更小的女兒叫什麼，我一時想不起來。小弟太小，毛毛的年齡在全院二十多個孩子中間是個青黃不接的七歲。大的跟不上，小的看不起，所以一個人在院子裡走來走去，或是在大群孩子後面吆喝兩聲。他是很聰明的，爸爸媽媽怕他惹禍，有時關他在屋子裡，便一個人用報紙剪出一連串紙人物來，精彩到令人驚訝的程度。
祝大年曾在日本研究陶瓷，中國第一號陶瓷大師，一位有意思極了的人。好像身體虛弱，大熱天肚臍眼到胸口圍上一塊仿佛民間年畫上胖娃娃身上的紅肚兜，其實能說能笑，不像有病的樣子。可能是漂亮夫人細心照顧、體貼入微的部分表現。
有一天夫人不在家，吃完午飯，祝大年開始午睡，那位不准外出的毛毛一個人靜悄悄地在地板上玩弄著橡皮筋，一根根連成十幾尺的長條。祝大年半睡半醒，間不以為意，眼看著毛毛將長條套在一個兩尺余高的明洪武釉裡紅大瓶的長脖子上，跪在地上一拉一拉，讓桌上的瓶子搖晃起來。說時遲那時快，大瓶子從桌上落在地面，這個價值連城的瓶子發出了心痛的巨響，祝大年猛然清醒已經太遲……雖然他是位大藏家，仍肯定會長年地自我嘲笑這件事。
祝大年就是這樣一個人，一輩子珍惜的東西他也看得開，精於欣賞，勇於割捨。我不敢問起「文革」以後他那些藏品哪裡去了。他曾經是個大少爺，見得太多，豁達成性，大概無所謂……
大雅寶甲二號的夜晚各方面都是濃郁的。孩子們都躲進屋子，屋子裡溢出晚飯的香味，溫暖的燈光混合著杯盤的聲音透出窗口，院子裡交織著甜蜜的影子。這是一九五三年，春天。
和可染先生夫婦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今年年初的一個什麼會上。我給了他幾支英國水彩赭石顏料，這東西畫人物皮膚很見效，比眼前的中國顏料細膩。他一直是相信我的話的，但沒有機會聽到他說是否好用的消息了。
對於他們的孩子，我幾乎是他們的真叔叔。尊敬，信賴。猛然遇見我時會肅立認真地叫一聲叔叔。大雅寶的孩子長大以後都是這樣，這不是一般的關係。郎郎、大衛、寥寥、毛毛、小弟、沙貝、沙雷、伊沙、袁季、袁聰是這樣，小可、李庚更是這樣。我們混得太熟、太親，想起來令人流淚。
「文革」以後除了被國家邀請與作人、淑芳先生夫婦，可染、佩珠先生夫婦，黃胄老弟夫婦住在一個好地方畫任務畫之外，記得只去過可染先生家一次。
為什麼只一次?只是不忍心。一個老人有自己特定的生活方式、創作氛圍，一種藝術思路的邏輯線索。不光是時間問題。客人來了，真誠地高興；客人走了，再回到原來的興致已不可能。不是被惡意地破壞，不是干擾，只是自我迷失。我也老了，有這種感受，不能不為他設想。
不過十年以來，倒是在我們家有過幾次聚會。那是因為兩個孩子都在國外，放暑假回家，請伯伯、伯母們吃一次飯。照例約請可染夫婦，作人夫婦，君武夫婦，苗子、郁風夫婦，丁井文老兄，周葆華老弟，間或木刻家李少言兄和一些偶然從外地來的好朋友。梅溪做的菜在諸位心目中很有威信。大家一起也很好玩，說笑沒有個盡頭。到了晚上九點十點，車子來接他們回家了，都不情願走，可染和作人兩位老人還比賽劃拳，誰輸誰先走。一次楊凡老弟恰巧也在，照了不少相片。
「世上無不散的筵席」。孩子都長大了，伯伯、叔叔們一天天老去，雖明白這是常規常理，卻不免感慨愴然。
和可染先生夫婦多次談到大雅寶胡同的每一件零碎小事，他們都那麼興奮，充滿快樂的回憶，說我的記性好，要我快些寫出來。當然，他們是希望通過我的回憶重溫那一段甜美的生活的。我答應了，我以為可染先生會起碼活到九十歲，「仁者壽」嘛!不料他來不及看我的這些片段了。惟願有一天把這篇文章祭奠在他的靈前……
當然，我還要請讀者原諒我這篇文章的體例格式。我是為了活著的李可染而寫的，是我們兩家之間的一次聊天，回憶我們共同度過的那近十年的大雅寶胡同甲二號的生活。一九五六年我在上海《文匯報》用江紋的筆名發表了一篇談葉淺予先生的文章時，人家問起他，他就說：「是大雅寶那邊的人寫的!」
「大雅寶胡同甲二號」不是一個畫派，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謝，小的成長，遍佈全球，見了面，免不了會說：
「我們大雅寶」如何如何……
大雅寶於今「走」的老人多了!苦禪、希文、袁邁、尚仁、常浚、布文，現又添了個可染。
聽說佩珠栽的那棵紅石榴樹已經長成了大樹。四十年過去，經歷了那麼多的憂患。恐懼能使生命縮短，難怪「文革」那些不幸的日子覺得過得快。其實，「四人幫」垮臺之後的日子也快。那是我們解放以來從來未有過的真的笑，真的舒坦的好日子。樹若有知，會記得這段漫長的甘苦的。
因此，不能不先寫寫我們大院子所有的人和生活。李可染活動在我們之中。文章點到那裡，才知道是個什麼意思。
那時的運動一個接一個，人們的情緒飽含著革命的內容，一肚子、一腦子的激情。交談都離不開這些主題。與其說是虛偽，不如說是幼稚蒙昧再加上點恐懼更來得確切。像各人躲在自己的帳子裡互相交談，免不了都隔了一層。因為習慣了，一點也不覺得不好意思。但和李可染相互的談話都是藝術上的探討，我又說得多，大家直來直去，倒得到無限真誠的默契。
也有很多機會聽他談齊白石。他談齊白石，是真正原味的、不加味精香料的齊白石，這麼一來，倒非常之像他自己。
他第一次見齊白石是帶了一卷畫去的。齊見到李，因徐悲鴻的介紹，已經是越過一般禮貌上的親切，及至他讀到李的畫作，從座位上站起來，再一張一張慢慢地看，輕輕地讚美，然後說：「你要印出來!要用這種紙……」
於是他轉身在櫃子頂上搬出一盒類乎「蟬翅宣」的紙來說：「這種!你沒有，我有，用我這些紙……」
他明顯地欣賞可染的畫。齊九十歲，可染才四十剛出頭。後來李對齊產生拜師的動機，是對齊藝術的景仰，並且發現這位大師的農民氣質與自己某些地方極其相似。已經不是什麼常人的亦步亦趨的學習，更無所謂「哺乳」式的傳授。一種榮譽的「門下」；一種藝術法門的精神依歸。
可染精通白石藝術的精髓。他曾經向老人請教「筆法三昧」。老人遲疑地從右手邊筆堆中拈起一支筆，注視好一會兒，像自言自語地說：「……抓緊了，不要掉下來!」可染不止一次告訴我這個故事。他也沒有向我分析這句話的心得。
「抓緊了，不要掉下來」之外，還有重要的秘訣嗎?沒有了。世上有抓筆的秘訣嗎?老人沒有說；只是提醒他這個弟子，如果「掉下來」，就不能畫畫。抓緊，不掉下來，怎麼拿筆都行。筆，不能成為束縛自己的枷鎖。筆是一種完成有趣事物的工具；一匹自由的乘騎。白石一輩子的經驗就是「法無定法」，「道可道，非常道」。可染不言，意思就在這裡。可染不是孺子，不是牛犢。白石論法，是看准了這個火候已足的弟子的。
第一次拜見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帶去的。
老人見到生客，照例親自開了櫃門的鎖，取出兩碟待客的點心。一碟月餅，一碟帶殼的花生。路上，可染已關照過我，老人將有兩碟這樣的東西端出來。月餅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淺淺的一碟。「都是壞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後我遠遠注視這久已聞名的點心，發現剖開的月餅內有細微的小東西在活動；剝開的花生也隱約見到閃動著的蛛網。這是老人的規矩，禮數上的過程，倒並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動起手來。天曉得那四分之一塊的月餅，是哪年哪月讓饞嘴的冒失客人幹掉的!
可染先生介紹了我，特別說明我是老人的同鄉。「啊!熊鳳凰熊希齡你見過了?」老人問。
「我沒能見到；家祖是他的親戚，幫他在北京和芷江管過一些事，家父年輕時候在北京熊家住過一段時間。」
「見過毛夫人?」
「沒有。」
「嗯!去過湘潭?」
「真抱歉，我離開家鄉時年紀很小，湖南本省走的地方反而很少!」
「歉麼子?我也沒有去過鳳凰縣城!」
大家笑起來，老人也微微翹了翹嘴，自得這小小的「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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