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老的老頭 /黃永玉  

大雅寶胡同甲二號安魂祭(3)

  
  然後我們就吃螃蟹。螃蟹是可染先生提醒我去西單小菜市場買的。兩大串,四十來個。老人顯然很高興,叫阿姨提去蒸了。阿姨出房門不久又提了螃蟹回來:「你數!」對老人說,「是四十四隻啊!」老人「嗯」了一聲,表示認可。阿姨轉身之後輕輕地嘀嘀咕咕:「到時說我吃了他的……」

  老人一生,點點積累都是自己辛苦換來,及老發現佔便宜的人環繞周圍時,不免產生一種設防情緒來保護自己。

  人謂之「小氣」。自己畫的畫不肯送人是小氣;那麼隨便向人索畫就是大方嗎?不送一個人的畫是小氣;不送一千一萬人的畫也是小氣嗎?為這幫占小便宜的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就是大方嗎?

  隨便向人要畫的中國傳統惡習的蔓延已成為災難。多少畫家對這種陋習的抗拒,幾乎前仆後繼,是一種壯烈行為。

  可染先生還提到老人學問的精博,記憶力之牢實。北京榮寶齋請齊老寫「發展民族傳統」六個橫幅大字。老人想了幾天,還問可染「天發神讖碑」拓片哪裡可找?上頭那個「發」字應該弄來看看。不久就看到了那個拓本,六個大字書就後掛在榮寶齋當年老屋的過廳門額上。字是隨意體,寫得雄厚滋潤之極,看得出其中的「發」字受到「天發神讖碑」中的「發」字的鼓舞,乘搭過氣勢,倒看不出其中任何一筆的模擬。這是齊白石之所以為齊白石的地方。

  可染先生對齊白石不僅盡精神上弟子之禮,每月由中央美院發出的名譽教授的薪俸也由可染先生代領,親自送去白石鐵屋老人手中的。冬天來了,白石老人的家裡就會打電話來問:學院為什麼還不送煤來?

  送薪俸到西城,有時可染帶著小女兒李珠或小兒子李庚去,老人總要取一張小票子給孩子作為「糖果錢」。入情入理。充滿溫暖好意。

  跟可染先生找齊老大約三次:一次吃螃蟹;一次在他女弟子家畫像、拍照;一次是把刻好的木刻像送去請齊老題字。

  我記得可染先生說過,惟一的一幅他與齊老的合照,是我拍的;同時我跟齊老合照的一幅當然是可染拍的了。我記得給過他一張,底片可能還在我家哪個抽屜裡,得找找看。

  一次除夕晚會,中央美院大禮堂有演出,李苦禪在京劇《黃鶴樓》中扮趙子龍。紮全套的靠,白盔白甲,神采飛揚。為白石老人安排了一張大軟沙發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間。男女學生簇擁著他一起看這場由他弟子挑大樑的演出。近一千人的禮堂坐得滿滿的。

  鑼鼓響處,趙子龍出場,幾圈場子過後亮相,高粉底靴加上全身紮的重靠,已經累得汗流浹背、七上八下,於是報名時的「啊!常山趙子龍」就累成:

  「啊!啊!常,常,常,常……」

  齊老頭笑得前仰後合,學生們、教職員工和家屬孩子們登時也跟著大笑起來。

  回到二號已經半夜十一時多,一路上我們幾家人笑個不停,可染還學著苦禪拉開架子亮相,「啊!啊!啊!常!常!」苦禪也一路又笑又解釋:「太,太累了!原先沒想到那麼吃力,到『報名』時弄得那副德行!幸好,幸好沒搞那出《武松打虎》,那是場獨腳戲。要真搞,可有我的好看!」

  幾年之後,大家在一起時講到這件事又大笑一場。那時真甜美,大家都那麼年輕,全院子裡只有很少的老人。

  可染先生拉得一手好二胡。不是小好,是大好。

  高興的時候,他會痛痛快快地拉上幾段。苦禪、常浚和可染夫人鄒佩珠乘興配上幾段清唱。常浚的《碰碑》,苦禪的《夜奔》,鄒佩珠的《搜孤救孤》,大家唱完了,要我來一段;一段之後又一段,頭一段《獨木關》,第二段《打棍出箱》。可染拉完之後滿臉驚訝,用一種恐怖的口氣問我:「你,你這是哪年的腔?高慶奎?劉鴻聲?那麼古?我琴都跟不上


!」

  我不知如何是好!小時候是跟著「高亭」和「百代」公司學唱的京戲,二十年代的事,怎清楚是誰?

  有好些年我不敢對可染再提起京戲的事。

  可染先生做學生的時候,楊寶森曾勸他別念「杭州藝專」,和他拉琴去,他不幹。看起來他做對了。可惜這一手琴只落得配我們院子裡的幾口破嗓子的下場,實在太過可惜和浪費了。

  他有不少京劇界的老朋友,甚至是親戚,如尚和玉、俞振飛、蕭長華、蓋叫天。孩子們呼嘯著把老頭子攙進院子,又呼嘯著把老頭子攙扶出去。齊白石老人也來過好多次。他的到來,從前院到後院都是孩子們的呼嘯:「齊爺爺來了!齊爺爺來了!」

  記得起的一次是他的一位女護士跑得不知所蹤,令他十分傷心而焦急;一次是過春節的信步所至;一次是因湘潭故鄉來了一位七十多歲、無理取鬧、在地上大哭大叫要錢要東西的兒子,他來找學生李可染幫忙解決困難。這一次在底衣裡全身披掛著用布條縫成的小金塊,托可染暫時幫他收存,以免那個「調皮的兒子」拿走。

  可染先生夫婦總是細心料理齊老人這些烏七八糟的瑣碎事,並以此為樂。

  我喜歡幹通宵的工作。我的畫室和可染先生的畫室恰好在一個九十度的東北角尖上。一出門抬頭右看,即能看到他的活動。半夜裡,工作告一段落時,準備回到臥室。走出門外,見他仍然在伏案練字,是真的照著碑帖一字一字地練;往往使我十分感動。星空之下的這間小屋啊!

  他所謂的那個「案」,其實是日偽時期留下來的陳舊之極的寫字臺,上面鋪著一張那個時代中年人都熟悉的灰色國民黨軍棉毛毯。說起這張毯子,很少人會知道,中間有一個很大的洞,是可染先生每天工作的毛筆和墨汁顏料「力透紙背」磨穿的洞。

  白石先生逝世時,他和關良先生正在民主德國開畫展。沒能見上老人最後一面令他十分傷心,每次提起都歎息不止。

  可染先生的媽媽是位非常好的老太太。八十多歲的人,滿院和人聊天。要說些秘密的私房話時全院子都聽得見。魁梧,滿面紅光,大聲「哈哈」地笑,她和我們是知己,喜歡梅溪和孩子,喜歡喝我們家的茶。

  她身體是這麼好。因為滿院亂走,一次面朝地狠狠地摔在黑過道裡,引起了全院的大震動。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這還得了?尤其她是那麼讓人衷心喜歡的老太太。急忙地送進醫院。當我們從街上回來之後聽到這個可怕的消息,都哭了,以為再不會見到她。

  一個多星期,門外李奶奶大叫:「黃先生!黃先生!黑蠻的爹!」我們真不能相信,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李老奶奶又哈哈大笑地進了門:「黃先生!哈哈哈!沒事。就是臉摔得難看,真不好意思見人,等好了才能上街,你看!」

  記得有一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我找李可染不知什麼事,中院沒有,他客廳和畫室都沒有,便掀開西屋李老奶奶的布簾子,猛然見到李老奶奶光著身子坐在大木盆裡洗澡,嚇得我往外便跑,只聽見李老奶奶大笑大叫地說:「黃先生!來吃奶呀!別跑呀!」

  大家在一起說到那天的狼狽時,李老奶奶指著可染說:「他都是吃我的奶長大的,你害什麼臊?」

  可染先生的生活在那些年是很清苦的。一家許多人口,母親、孩子們和妹妹,以及一些必須照顧的親戚。沒有特別的嗜好,不喝酒,不吸煙,茶要求不高,惟一享受是朋友的來訪。飯食也很將就,全由自己的親妹妹想做什麼就吃什麼。

  他不想惹事。謹慎、小心,大膽子全用在畫畫上。

  他講笑話的本領恐怕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他講的笑話簡練、雋永、含蓄。說的時候自己不笑,別人反應出大笑來時,他才跟著一起大笑。我在別的文章曾經引用的一則笑話,就是他說的:

  「一個膽小鬼遇見蛇,大吃一驚;另一個朋友說:『有什麼好怕?它又不是青蛙!』」

  在拳頭上畫一個臉,包上小手絹當頭巾,然後一動一動,像煞活生生一個可怕的小老太婆,也是他教我的。

  我們一起在首都體育館看日本大相撲,周恩來總理也在場,儀式十分隆重。只是我個人不太習慣彼此回合太短,匆忙而就,倒是準備動作太多。回家後談到這種感想時,可染先生也非常同意,於是他離開椅子表演出來:

  「你看,這麼對面來個騎馬式,怒目金剛,以為要動手了,忽然松下勁來,各人在竹籮裡抓一把鹽,那麼撒,這麼撒,東撒,西撒,撒過了,拿花扇子的人又唱起來,又是對面來個騎馬式,又是怒目金剛,以為要動手了,拿花扇子的人高舉起扇子,發出幾次怪聲,以為要撲上去了,哈!又松下勁來,又去抓鹽……

  「好不容易等到真扭在一起的時候,『嘩』的一聲,出線就完,不到三秒鐘!」

  他是一邊笑得滿臉通紅,一邊做出像極了的動作,比觀看真相撲有意思萬倍。

  我有時給他來一段麒麟童、程硯秋、言菊朋的模擬表演,他也笑得喘不過氣。

  他是一個細膩的幽默家,可惜他很少有時間快樂。他真像他所崇拜的「牛」,像一頭只吃青草出產精美牛奶的母牛。

  在記憶中,仿佛沒見過他責駡孩子。

  說到孩子,他三個孩子都令我十分喜歡。

  小可長大之後當解放軍,矮小,結實。多少多少年沒見了,一次在校尉營轉角處見到一個雄壯的全身武裝的解放軍戰士,叫了我一聲「黃叔叔」,行了一個軍禮。「啊!小寶


!是你呀!小寶。」我感動極了,我緊緊地抱住了他,忘記了對解放軍應該的嚴肅和尊敬。小寶的官名叫「李小可」,他可能希望大家都不再叫他的乳名。好吧!我,黃叔叔試著辦吧!

  小可復員之後,在北京畫院成為一個繼承父業的、有父風的畫師,同時照顧著自己越來越老的父母。有一個孩子在身邊總是好的。

  小妹我們仍然叫她小妹。她比黑蠻大好幾歲,黑蠻從幾個月開始就得由她陪著玩,用一條浴巾把他兜起來,與另一個常家姐姐婭婭一人抓一個角,搖來搖去甩著玩,唱著好聽的兒歌。多少年前,她是個激進派,報名參加「上山下鄉」去了遠遠的甘肅。可染夫婦眼看著她一個女孩子扛著包袱走了。一去十來年。費盡了移山心力把小妹接了回來,已是一個大女孩。我們的心裡為她的歸來高興得暗暗發抖。她就是我們當年的小姑娘,留著兩根蓬蓬的大辮子、紅通通的臉蛋、大聲吵吵跳著「猴皮筋」的李珠。她的歸來使老人說不出地高興。

  記得我一九五三年由香港回美院工作的時候,版畫系那時候叫版畫科,中國畫系叫彩墨畫科。因為這兩個系當時都不太起眼,彩墨畫科都是些老傢伙,版畫科只有很少的人員,便合在一起進行政治學習。天氣熱,外面有一塊白楊樹的綠陰,學習會便在室外舉行。這一個學習組有李可染、李苦禪、王青芳、蔣兆和、葉淺予、黃均、劉力上和陸鴻年,還有李樺、王琦、陳曉南和我。托兒所就在我們隔壁,孩子們也放出來在綠陰下活動,中間隔著一道活動的小欄杆。李珠那時在托兒所,她和所有孩子一樣好奇地看著這一群老頭子跟她的爸爸坐在一道。我剛從香港回來,穿著上可能讓孩子們發現了一點什麼新問題,一個孩子指著我說:

  「這個小人穿一雙小鞋。」

  我聽這句話幾乎哭笑不得。我已經二十八歲,有妻子兒女的人,小什麼?但比起他們的爸爸卻的確小得多。幸好李珠給我解了圍,她說:

  「他是黃叔叔,黑蠻的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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