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弟官名「李庚」，在李家是最小的男孩。每禮拜只能見他一次，因為他是「全托」。小弟是最佩服崇拜我的孩子之一，跟我很親。原因是我有一些他夢寐以求的、令他神往的東西：一部鮮紅色的八十個低音鍵的意大利手風琴；一支雙筒獵槍；一個立體鏡；還有一部萬用的電動小車床……一些記不起來的好玩的東西。再加上我大笑大叫，跟他們所有的爸爸都不一樣，願意在沒事的時候跟他們玩，講一些有趣的故事。只要我一暗示，他們就會奔跑過來。
他是個沙嗓子，連哭起來都沙。
忽然他長大了。我們相隔整整一部苦難的歲月——「文化大革命」。他「上山下鄉」去了內蒙古。我也去過內蒙古，知道對於幼小的孩子是個怎麼樣的地方。但是他長大成人回來了。感謝上蒼，還給我們一個如大沙漠如大蒼穹似的心胸開闊無比的青年。
「我回來了，沒有什麼再苦得死我，難得死我。黃叔叔，什麼都不用再說!」
他成為一個強者。祖上遺留的一副魁梧體魄，再加上馬背和荒漠對他的鍛煉。他越過父親這一輩人逆來順受的溫良性格。懂事，但不乞求平安。他非常刻苦地畫畫，後來到日本去了。走之前，來看過我，問我有什麼話。
「記住!」我說，「別讓人知道你是李可染的兒子!」
「一定!」他說。
前幾年我去了東京，他從大阪打來一個電話，問明白是我，他在電話裡號啕大哭。他說：「黃叔叔!來看我吧!」
我去了。小小的日本房間，說句見識淺陋的話，我一輩子沒見過疊成滿滿一面牆的「速寫簿」，滴水不進的一面牆。用了兩三天時間，陪我玩透了大阪城，我們就分手了。
後來聽說他去過很多地方，歐洲、美洲，畫了許多速寫。再不久，從可染先生處轉來一本他展覽會的場刊，見到好些張他的水墨近作時，我不免撫掌微笑起來：「此李家之千里駒也!」
雄強、潑辣，滿紙的快樂的墨色。亂七八糟的題字更增添了畫面的力量，我喜歡之極。我更是想念他，像我自己的骨肉那麼想念。現在不知他在哪裡?你爸爸死了!你知道嗎?你能回來嗎?要趕快回來啊!小弟!你在哪裡?
孩子們是我們的甜美，也是我們的悲傷；是我們的骨肉，我們的心。
說起「文化大革命」，過去了那麼多年，排除了危難，你不能不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戲劇。遺憾的是票價太貴。多少的光陰、生命、血、眼淚。
「文革」時期，我們被關在一起。
不知道是上帝還是魔鬼跟我們開這麼大的玩笑，美術學院加上美術家協會託管的牛鬼蛇神總數，「天罡」、「地煞」，加起來恰好是梁山水滸好漢的一百單八。這有案可查，由不得你不信。
日子很不好過，勞累、痛苦、羞辱、恐懼，牽腸掛肚地思念家人和朋友……
美術學院從黨委書記、副書記、黨委委員，到教授、副教授、講師，以及想像得出來的一些人，再加上一兩個貪污犯，都成了牛鬼蛇神。其中貪污犯在裡面最囂張，是個依靠對象，儼然半個革命小將的味道。我們每天的「表現」全由他興之所至地向「革命群眾」彙報。
美術學院版畫系長長的胡同兩頭一堵，裝上木閘子，天生的監獄一所。
可染先生、苦禪先生我們可算得是難兄難弟了。五六年朝夕相處時間總是有的。寫出所有的人的名單，就我眼前的記性看來是辦得到的。但沒有必要。
苦禪先生當得起是一個好漢，加上練功的底子，什麼侮辱也壓不倒他，什麼擔子他也挑得起。七十歲的老人，一舉手，幾百斤一鐵車的垃圾一下子倒進了垃圾坑。若無其事。
可染先生不行。他從來沒有經歷過那麼大的動盪，那麼兇惡的迫害。一大家子人等著他料理照顧，他的確像毛澤東同志所說，是個「書生氣十足」的人。他沒招誰、惹誰。像苦禪先生和我都愛寫點、說點俏皮話。可染先生可從來沒有。他雖未達一心一意聽黨的話的程度，起碼三分之二的程度是夠格的，但也逃不過這個「劫數」。
魯迅說過這麼一些近似的話：「工人當了工頭，比原來的工頭還毒!」這可是千真萬確。
革命群眾就是學生，學生就是管理我們的閻王。有一個形象長得像粒臭花生似的我的學生，連褲子都永遠穿不好，掛在兩條瘦腿上老像尿濕了似的丁零噹啷，卻是極為兇惡殘暴，動不動就用皮帶抽我們。身上挨抽，心裡發笑：「這樣的賤種，平常日子，一隻手也能懸他在樹上!」
就是這一類中山狼使未經歷過恐懼和欺詐的可染先生喪魂落魄。他已經高血壓好多年了。命令他站起來說點什麼的時候，連手臂、嘴皮都在顫抖，更別談要他說得出話。我心裡向著他，我心裡向他呼叫：「頂住啊，老頭!怕不怕都是一樣，一定不要倒下!」口裡卻不敢出聲。我家裡也有妻兒在等著我啊!
「牛棚」裡，每天一人輪流值班到大廚房為大家打飯。牛鬼蛇神不准吃好菜，但米飯饅頭倒是一樣。饅頭每個二兩，吃三兩的，就是一個半。那半個饅頭由值班的負責將一個二兩的饅頭掰成兩半。這件事，李可染一直做不來，發抖的手總是將兩半饅頭弄得一大一小，而且懸殊到當時覺得可怕現在覺得荒唐的程度。當然受到責駡。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耳聽到學生罵先生達到這樣的高度：
「你人話也不會說一句；蠢驢掰饅頭也比你掰得好!你個廢物!」
過了兩三天后，借勞動出勤的機會，可染先生問我可不可以給他用斷鋸條做一把切饅頭的刀子，因為他知道我有機會參加一個修補破臉盆、破洋鐵壺的工作。那些學院的工人跟我很要好。當然可以。當天下午，可染先生手上就有了一把鋸條做成的、帶漂亮竹手柄的小刀。多少年後，他還和我笑著提起這件事，我聽了反而傷感起來。吳作人先生的錢包裡至今還藏著一根當年我給他做的「挖耳勺」，已呈蒼黃古老之色，這都是「同窗」的紀念品。
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李可染、許幸之這幾位老先生被指定為永遠下鄉落戶到湖北農村生根的光榮戶。校門口有小敲小打的鑼鼓。這幾位老畫家面無人色，肩上居然還背著一個革命氣味很濃的包袱，排成一列，肅立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石膏巨像前舉起右手宣誓，大意是賭咒絕不再回北京，如何如何!於是就讓那一丁點很不誠懇的鑼鼓聲送走了。
離別情緒在那時候等於塵埃。生死尚且如此，離別算個什麼東西?自身命運決戰迫在眉睫，誰又能判斷出更好和更壞的結局呢?
新疆人宰羊放血，放了一隻又一隻，幾十隻羊集中在一個羊圈裡，眼看著前一隻同類被宰完，第二隻自己就會乖乖地走到人的跟前躺了下來……
被宰割已經成為天性的時候，反抗和逃亡還有什麼意義?
我們是人啊!
李可染這個畫家是無愧於我們這個苦難的中國的。中國有了他，也光彩許多。
對於眼前的中國畫家，在他們身上使用美好的形容詞往往太過奢侈，紊亂了欣賞價值。
李可染畫作上的成就是實實在在的。一是他畫作的質量，二是他開展新局面的功績。
長年辛勤地藝術勞動，在中國畫上大膽施展濃墨，運用光和層次的可能性得到證明，啟導和開發了美的新觀念。(在我們這個時代，出現了兩位這樣重要的人，另一位就是傅抱石先生。傅先生把抽象和具體二者的關係結合得那麼融洽，那麼順手，令我們得窺千年來繪畫中所謂「意境」的殿堂。)
可染先生其實是有一種農民性格中的聰明和純樸，勤勞是他的天性。作品因之顯現出厚重的民族魂魄。所以，面對著他的作品時，就無法拒絕迎面襲來的道德感染。八大山人如此，石濤如此，傅山亦何嘗不如此?
一九五三年我初到北京大雅寶胡同甲二號，可染先生夫婦是我們第一個相識的鄰居。他的第一個南方寫生畫展，登在《新觀察》雜誌上，我榮幸地寫出第一篇評介他的藝術創意的文章。不料三十幾年回到香港後得到他逝世的噩耗。他對我的友誼和我對他的尊敬，令我在不方便回去祭奠的情況下，寫一些往事作為紀念。
這是他生前幾次希望我做的事。佩珠夫人會記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