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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表叔死了。他活了八十六歲。
書房牆上一幅圍著黑紗的照片，兩旁是好友施蟄存先生寫的挽聯。
五十年代一個秋天的下午，屋子靜悄悄地剩下他一人在寫東西。我們坐下喝茶，他忽然輕歎了一口氣——
「好累啊!……」
「是的，累啊!」我想起正在過河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北京的秋天真好!」他說。
「……天真藍……那棗樹……」我望瞭望窗子。
「都長大了……日子不夠用!……」他說。
……
……
一切都成為過去。
表叔真的死了。
一
三十多年來，我時時刻刻想從文表叔會死。清苦的飲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難，腦子、心臟和血管的毛病……
看到他蹣跚的背影，我不免祈禱上蒼： 「讓他活得長些吧!」
他畢竟「撐」過來了。足足八十六歲。
一輩子善良得不近人情；即使蒙恩的男女對他反齧，也是從不想到報復。這原因並非強大的自信，也不是沒有還擊的力量，只不過把聰明才智和光陰浪費在這上面，早就不是他的工作習慣。
沒心肝的「中山狼」有一個致命傷，那就是因某種權勢欲望熏蠢了的頭腦。
其實要摧毀沈從文易如反掌，一刀把他跟文化、故鄉、人民切斷就是，讓他在精神上斷水、枯萎、夭折。
但「中山狼」們不!他們從自己心目中的高檔境界——名譽、地位、財富上扼他的脖子；殊不知這正是他所鄙棄的垃圾。
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馬遷也碰上同樣有趣的遭遇。只不過幫李陵說了幾句話，就被人將卵蛋刨了。當年西漢宮廷的價值觀可能跟法國狄德羅所估計的相同，他說：
「在宮廷，
『狂歡的工具』從來與政治媲美。」那麼，犯了政治錯誤的司馬遷一生豈非只好以失去「狂歡的工具」悲苦羞恥終身而告終?不然，他完成了偉大的《史記》。
虐殺是一種古典之極、從未發展變化分亳的行為。儘管每個朝代對它都各有好聽的稱呼，讓人「提前死亡」的實質卻從未改變。
它從屬文化，卻是文化的死敵。它痛恨、仇視文化，是因為文化太好的記性。
虐殺與文化之間，不免就出現一種類乎鄭板橋「潤格」上所說的「……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的尷尬局面。刨別人卵蛋的人因為自己「狂歡工具」健在的滿足而得到使命式的快感；被人刨掉卵蛋的人因完成了《史記》從而也得到使命式的快感。
一部文化史幾乎就是無數身體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為史。這是由兩種不同性質的快感寫成的。
從文表叔從來沒有對我說過要寫類乎《史記》的東西。他跟另兩人約定寫「抗戰史」，也只是說說而已。他不是寫這種歷史的「料」。過後真的也沒有寫。是否兩位合作者戲劇性的先後去世使這項工作中斷?眼前誰也弄不清楚了。
我是特別喜歡從文表叔寫的《長河》的。
要寫歷史，恐怕就是這種「長河」式的歷史吧?
在表叔的所有文章中， 《長河》舒展開了。
昨天我看了一部大鋼琴家霍洛維茲的演奏紀錄片。八十多歲爐火純青的手指慈祥地愛撫每一個琴鍵，有時濃密得像一堆糾纏的串珠，閃著光，輕微地抖動；有時又像一口活火山張開大口噴著火焰，發出巨響的呼吸。這老頭不管奏出什麼聲音，神色都從容安詳。他在音樂之外。十個小精靈在黑白琴鍵上放肆地來回奔跑追逐。他是個老精靈，是十個小精靈的牧者。
靜穆的聽眾閉著眼睛傾聽，臉上流淌著淚水。
我想起從文表叔對於故鄉的眷戀；他的文字的組合；他安排的時空、節奏的起伏，距離；苦心的天才給讀者帶來的詩意……
誰能懷疑他的文字不是愛撫出來的呢?
我讓《長河》常常地吸引住的是從文表叔文體中醞釀著新的變革。他排除精挑細選的人物和情節。他寫小說不再光是為了有教養的外省人和文字、文體行家，甚至他聰明的學生了。我發現這是他與故鄉父老子弟秉燭夜談的第一本知心的書。一個重要的開端。
純樸土氣，耍點小聰明、小手段保護自己；對新事物的好奇，歡欣而又懷著無可奈何的不安；溫暖的小康局面，遠遠傳來的雷聲，橘柚深處透出的歡笑和燈光，雨中匆促的腳步……
寫《長河》的時候，從文表叔是四十歲上下年紀吧?為什麼淺嘗輒止了呢?它該是《戰爭與和平》那麼厚的一部東西啊!照湘西人本分的看法，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書。可惜太短。
我那時在東南一帶流浪，不清楚從文表叔當時身邊有多少紛擾。他原來是一個即使在唱大戲鬧台旁邊也能專注工作的人。我瞭解他不善「群居」，甭說世界社會和中國社會，即使在家裡，他也是一人躲在亂七八糟的小屋子裡工作，直到發覺可愛的客人進門，才笑眯眯地從裡屋鑽出來說些彼此高興的話。
寫《長河》之後一定出了特別的事，令這位很難集中的人分了心，不能不說是一種損失。真可惜。
他是一家之主。抗戰中期或是末期或是眾所周知的可笑的「抗戰勝利」，他都必須料理自己很不內行的家事。天曉得這一家在「抗戰勝利」之後怎麼平安地回到北京的。
從文表叔到北京不久，我到了上海。他為當時才二十二歲的我的生活擔心，怕我不知道料理自己，餓死了；或是跟上海的電影女明星鬼混「掏空了身子」(致他學生的信中提到)。他給我來信時總附有給某老作家、某名人的信，請他們幫我一些忙。他不太明白當時我的處境。我正熱火朝天地跟一些木刻家前輩搞木刻運動，興高采烈之極，飯不飯根本算不上個大問題。倒是房租逼人，哪裡還有空去找電影女明星?
別看從文表叔在北京住了多年，也去過青島、上海，歸根到底還是個「鄉下人」。他認為凡是到上海去的年輕人——包括我在內，都有個跟上海電影女明星混，直到「掏空了身子」的歸宿。
這裡，就不能不提一提我的父親黃玉書，從文表叔少年時代最談得來的表哥。
父親是在師範學校學音樂和美術的。由於祖父在北京幫熊希齡做事，父親也就有機會到外頭走走，瀋陽、哈爾濱、張家口、上海、杭州、武漢、廣州……在那時候從一個山區的角度看來，可是個驚天動地的偉大行動。一旦遠遊回家，天天圍在周圍渴求見聞的自然是那一大群弟妹跟表兄弟妹。父親善於擺龍門陣，把耳聞都一股腦兒當成親見；根據需要再糅合一些信手拈來的幻想，說聽兩方不免都陶醉在難以想像的快樂之中。
表叔從小就佩服我父親的這種先覺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既是學，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有什麼不好呢?在他後來的作品中、序言中，幾次都提到他的這位表哥和他那善於「糅合」的文學才能。
表叔的家在道門口邊往南門去的巷子裡張家公館斜對門，至今還在(聽說政府已經辟為「沈從文故居」，遺憾的是遷走了幾家雜居的住客，卻搬進一個「沈從文學會」之類的研究機構。仍然不能成為「故居」規模和令人沉思懷念的所在)。我家住在近北門的文星街文廟巷。
文廟巷只住著我家和劉姓兩戶人家。長長的幽靜的巷子左邊是空無一人的「考棚」，右邊高高的紅牆圍住的，也是空無一人的古文廟建築群。長滿了野花野草和肅穆的松柏。二更炮放過後，黃、劉兩家大門一關，要敢往文廟巷走一趟的人很需要～點膽子。
早就傳說那圍牆裡頭大白天也會從葫蘆眼裡伸出「毛手板」。半夜三更無緣無故鐘鼓樓會敲撞出聲音來。由不得人不怕。
從文表叔五六歲時在外婆舅舅家玩晚了，就得由他的表哥——我的父親送他回家，一路大著嗓子唱戲壯膽。到了道門口，表哥站定試他的膽子，讓他一個人走過道門的方場，一路呼應著：
「走到哪裡了?」
「過閘子門了!」
「走到哪裡了?」
「過土地堂了!」
「走到哪裡了?」
遠遠的聲音說： 「過戴家了!」
「到了嗎?」沒聽見回聲。過不一會，遠遠地小手掌在拍門，門不久「吱呀」地開了。我的父親一個人大著膽子回家。
這是前十幾年表叔說給我聽的一段往事。
他多次提到與父親的感情和奇妙的影響。
二
文廟巷我們黃家在城裡頭有一種特殊的名氣，那就是上溯到明朝中葉，在找得到根據的時間極限裡，祖宗老爺們要不是當窮教書先生，就是擔任每年為孔夫子料理祭祀及平日看管文廟的一種類乎廟祝的職務。寒酸而高尚，令人憐憫而又充滿尊敬。
我家的另一個著名的特點就是那棵奇大無比的椿樹。起碼兩米直徑。某年刮大風，砸下一個馬蜂窩，壞了隔壁劉家房頂六百多塊瓦。春夏天，罩得滿屋滿院的綠氣。
從文表叔家的祖上當過大官。我們祖上沒當過官，最高的學位只是個編縣誌的「拔貢」。
說的是為沈家挑媳婦，親戚朋友家未出嫁的女兒穿紅著綠，花枝招展來沈家作客。老人家卻挑了著白夏布衫的黃家女兒。說是讀書人家的女兒持重，
「窮」得爽朗。
這女兒褐色皮膚，小小的個子，聲音清脆，修長的眉毛下一對有神的大眼睛。她是我祖父的妹妹，我的姑婆，從文表叔的媽媽。
姑公，從文表叔的爸爸身材魁梧，嗓門清亮，再加上仿佛喉嚨裡貼著「笛膜」，說什麼話都覺得好聽之極，讓人願意親近。尤其是他的放聲大笑。
姑婆做女兒家的時候，曾跟她的哥哥去過上海、北京多年，見識廣，回家鄉之後還跟爺爺開過照相館。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說起話來明潔而肯定，眼神配合準確的手勢，這一點，很像她的哥哥。
我恐怕是惟一見過姑公姑婆的孫輩了。連他們兩位不同時間的喪禮，我也是孫輩惟一的參加者。見到他們躺在堂屋的門板上，我一點也不怕，也不懂得悲傷。因他們是熟人。
從文表叔有一位姐姐，一位大哥，他排二，有一位三弟，一位我們叫著九壤的妹妹。
我們家現在還有一張幾十年前「全家福」照片。
太祖母和祖母分坐在兩張太師椅上，太婆的膝前站著我的姐姐。父親在太祖母側邊，母親扶著穿花裙的一歲的我坐在高高的茶几上。後頭一排有大伯女兒「大姐」，有聶家的表哥「矮子老二」，另一位就是沈家三表叔巴魯，正名沈荃，朋友稱他為沈得魚。
在我的印象中，我的許多表哥年紀都是不小的，如「喜大」、
「矮大」、「保大」、「毛大」，還有一個大伯娘的兒子也叫「喜大」。他們跟巴魯三表叔的年紀差不多，常在一起玩。不過巴魯表叔很快就離開鳳凰闖江湖遠遠地走了，好像成為黃埔軍校三期的畢業生。
好些年之後，巴魯表叔當了官，高高的個子，穿呢子軍裝，掛著刀帶，威風極了。有時也回家鄉來換上便裝，養大公雞和蟋蟀打架，搞得很認真；有時侯又走了。記得姑公姑婆死的時候他是在家的。
跟瀟灑漂亮一樣出名的是他的槍法。夜晚，叫人在考棚靠田留守家的牆根插了二三十根點燃的香，拿著駁殼槍，一槍一槍地打熄了它們。還做過一件讓人看了頭髮豎起來的事：
另一位年輕的軍官叫劉文蛟的跟他打賭，讓兒子站在十幾二十米的地方，頭上頂著二十枚一百文的銅元，巴魯表叔一槍打掉了銅元。若果死了孩子，他將賠償兩籮筐子彈、十杆步槍外帶兩挺花機關。雖然贏了這場比賽，姑婆把巴魯表叔罵了個半死。這孩子是由於勇敢或是懵懂，他是後來成為湘西著名畫家的劉鴻洲，恐怕至今還不明白當年頭頂銅元面對槍口是什麼感受。
一九三七年巴魯表叔當了團長，守衛在浙江嘉善一帶的所謂「中國的馬奇諾防線」。抗戰爆發，沒剩下幾個人活著回來。聽人說那是一場很慘烈的戰鬥。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為了向黃苗子、鬱風要稿費，去過一趟南京。巴魯表叔當時在南京國防部工作，已經是中將了，住在一座土木結構的蓋得很簡陋的樓上。我看到了嬸娘和兩三歲的小表妹，他們的生活是清苦的。巴魯表叔的心情很沉重，話說得少，內心比他本人的風度還要嚴峻：
「抗戰勝利倒使得我們走投無路。看樣子是氣數盡了!完了!內戰我當然不打。和你二表叔跟田君健合作寫抗戰史也成為笑話。談何容易?……看起來要解甲歸田了……」
他在這樣紛亂的生活中，還拉扯著我的一個十四歲的弟弟老四。說是請來幫忙做點家務。其實誰都明白，只不過幫我的父母分擔一些困難。不親眼見到他一家的清苦生活是很難估計仗義的分量的。
既然來到南京，不免要遊覽一下中山陵。我和老四輪流把小表妹放在肩膀上一步一步邁上最高的臺階。
中山陵的氣勢令我大為興奮。極目而下，六朝形勢真使人感觸萬千。再回頭看看那個滿頭黑髮的小表妹時，她正坐在臺階上，一手支著下巴望著遠處。孤零零的小身體顯得那麼憂鬱。我問她：
「你在想什麼呀?」
她只淒苦地笑了一笑，搖了搖頭。
四十多年過去了，我始終沒有忘記在偉大的中山陵遼闊的臺階上的那個將要失掉爸爸的小小憂鬱的影子。
一九五0年，我回到久違的故鄉。
我是一九三七年出門的，經歷了一個八年抗戰，一個解放戰爭，十二歲的孩子變成了二十來歲的大人。
那時長沙的汽車到了辰谿就打住了。以下的路程只有步行。從辰谿經高村還有一兩百華里好走。
虧得交通不便，八年抗戰，故鄉只聽過一次日本飛機聲。從浪子的角度看來，朝夕懷念的故鄉還是老樣子是頗感甜美的。雖然這種思想十分要不得。
來到城邊，城門洞變小了，家裡的兩個弟弟卻長成大人。母親和嬸娘自然高興。婆婆已不在人世，見到姑媽滿頭白髮長得跟婆婆一個模樣時忍不住大哭一場。過不幾天，大革命時因媽媽出走，收留我的滕伯孃也來了。她老成那種樣子，滿臉的皺紋已不留餘地，說更早的時候我吃過她的奶，真不可想像……
沒料到巴魯三表叔也回到鳳凰。
他真的像在南京說過的不打內戰，解甲歸田了!
湖南全省是和平解放的，我為他慶倖從火坑裡解脫出來的不易。
他還是那麼英俊瀟灑，談吐明潔而博識。他在楠木坪租的一個住處很雅致，小天井裡種著美國蛇豆、萱草和兩盆月桂。木地板的客廳牆上居然掛著一對張奚若寫的大字楹聯。
對了，他跟許多文化人有過交情。這不光是從文二表叔的緣故。因為抗戰初期，有不少遷到湘西來的文化團體都多少得到過他的幫忙，杭州美專就是一個。藝術家、文人跟他都有交情，對他的豪爽風度幾十年後還有人稱讚。
「……我幫地方人民政府做點諮詢工作，每天到『箭道子』上班，也不是忙得厲害，沒事，去聊天也好!……」
我因為下鄉畫畫，忙得可以。從鄉下回城裡之後帶回許多畫，請他和南社詩人田名瑜世伯在畫上題了字，他寫得一手好「張黑女」，田伯伯寫的是漢隸。一九五0年我在香港思豪酒店開的個人畫展，所有題字都是他們二位代書的。
從此，我就再也沒見到巴魯表叔。
聽說一九五O年以後，他被集中起來，和其他一些人「解」到辰*受訓，不久就在辰*河灘上被槍斃了。
那年月，聽到哪一個親戚朋友或熟知的人給槍斃的消息，雖然不清楚緣由，總覺得其中一定有道理。要不是特務就是反革命。理由有以下三點：(一)相信共產黨做事一定不錯；(二)大家都在改造思想，清理歷史，槍斃人的事正好考驗自己的政治態度；(三)人都死了，打聽有什麼用，何況犯不上。
「四人幫」伏法之後不久，巴魯表叔也給平了反。家屬正式得到五百元人民幣的賠償，嬸嬸被推薦為縣政協委員。州和縣裡也出版了一些當年這方面的比較客觀的歷史材料。
前些日子在家鄉聽到有關於巴魯表叔被槍斃時的情況——
在河灘上他自己鋪上灰軍毯，說了一句： 「唉!真沒想到你們這麼幹……」指了指自己的腦門， 「……打這裡吧!……」
一個大的歷史變革，上億人的篩選， 「得之大約」算差可了。死者已矣!但活人心裡的悽愴總是難免的。
既然巴魯表叔正式平了反，我對他的回憶也有了一種舒坦感，說老實話，真懷念他。
沈家一共有三兄弟，一個姐姐，一個妹妹。我們是這樣稱呼他們：沈大孃、沈大滿(滿是叔叔的意思)、沈二滿(從文表叔)、沈三滿(得魚表叔也即是巴魯表叔)、沈九+。為什麼從一、二、三、四忽然到了九呢?我至今不清楚，問一問家鄉老人家可能會清楚的。
大孃嫁給姓田的既讀書又在外做事的好人家。從文二滿也是很早就出門，倒是經常聽到消息，卻好多年才見一次面，及至我長大之後才開始跟他通信，所以沒有雲麓大滿和巴魯三滿親切和熟悉。九孃很早就跟從文二滿出門去了，要說熟悉也只是以後的事。
只有沈大滿和沈三滿還有不少具體的回憶。
大滿樣子長得古怪，脾氣也古怪得出奇。
我懂事以來一直到他七十九歲逝世，他那副形象在我的印象中，從來都是一致的。他既沒有小過，也沒有老過。
他是個大近視。戴的眼鏡像哪兒撿來的兩個玻璃瓶底裝上的，既厚實，又滿是圈圈。眼睛本身也有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淌眼淚。老得用一條常備的手巾不時地取下眼鏡來拭擦。鼻子是個問題的重災區，永遠不通，明顯地發出響聲，讓旁邊的人為他著急。於是又是取出手巾，又是放回口袋，那樣來回不停地忙。因此也大大影響了說話，永遠地像是人在隔壁捏著鼻子。再，就是耳朵，有七八成聽不見。想要他明白什麼事，就得對著他耳朵大聲叫嚷。還有，他愛流汗，滿頭的汗珠。你常常會見到一個人全身冒著熱氣走進門來，那就是他。但是口袋裡的那條手巾，誰也分不清它到底是什麼顏色。
他個子單細，卻是靈活之極。他長成一種相書以外的相貌。胡適先生可以說有點像他，高腦門，直鼻樑，長人中，往下掛的下嘴唇，加上厚實的下巴……但沒有他充分、誇張。對於他，胡適先生只是具體而微弱。他更全面，簡直長得痛快淋漓。比如說，從腦門頂一直到鼻樑額准處，有一道深深的凹線；胡適先生恰巧也有，但微弱些。他是深陷的一道溝。令人肅然起敬，相信其中是一種特別的道理。
他雖然眼睛看不清楚，步履倒是特別來得快。上身前傾，匆匆忙忙。不少街上的閒人為他讓路，因為他脾氣不好。
他小時上北京找過他的大舅——我的祖父黃鏡銘。那位老人家也是性格奇特得必須以專論才能說得明白的人物。經過他的主張，把沈家大滿送去學畫炭像，即是用幹的毛筆蘸著一種油煙炭粉在圖畫紙上畫出肖像來的技法。
跟我父親一樣，他也曾去過東北、西北、中南、東南各省。畫炭像的本事學好了，而且超乎一般市俗的技巧，畫得十分精到傳神。回到家鄉，家鄉人都聽說他懷著一手絕技，估計他可以因此而能養活～家兩口。幾十年來，他給外祖母畫過一張，舅媽沒畫完的半張，大舅有一張，但另一些人卻說不是他的手筆。所以一輩子也就沒有畫過幾張肖像了。後來找到據說是他手筆的也只是七零八碎的片斷。到後來甚至把他會畫炭像的事也淡忘了。
他從來不惹人，縣裡卻不能沒有他。
他窮得可以，但按年按月訂了幾份報紙——《大公報》、老《申報》、 《新民報》、
《華商報》……人圍在一堆談論時事，他總是偷偷蹲在一邊不搭腔，若是有人談錯什麼題目，只見他猛然站起來「哼!'』的一下走了。這就是說，過時的材料把他得罪了。
全縣城稍微知名的人士從小到老的手腳，他心裡都有筆賬。譬如某位五十來歲的文化權威生下來跟他哥是個雙胞胎，尿布來不及準備，他外婆扯下剛上了門板打鞋底的「爛片」應急的事，經他一點，老娘子聽了都同聲響應，說是確有其事。這固然無傷大雅，倒使那位文化權威原先要擺一點架子的氣勢挺不起來，大家一笑，當然也不記恨。
他喜歡人尊敬他。他沒上過正式的學，但後天讀書讀報幫了他的大忙。抗戰期間，他最早懂得「磺胺消炎
片」，戰後的「雷米封」治肺癆。到老得不能動彈的時候，誰打他門口過不打招呼請安，他是會生氣的。眼睛看不清，耳朵早就聾了，身體不便移動，憑什麼他知道別人打他門前過呢?
一個弟弟是作家，一個弟弟當將軍，大姐嫁給大戶人家，他從不沾光，口邊也不掛。只是老記著他幫過忙的老朋友的友誼，劉開渠、龐薰粟、林風眠、劉祖春……這些人經過沅陵的時候他為藝專跑過腿。他那時很興奮，見到一生沒有奮鬥到的現實。他原本應該成為很出色的藝術家的。他為自己的快樂而為人跑腿，跑了腿，萬一哪一年他們見到自己的二弟或三弟提到他的熱心，那就更快樂。
他沒有孩子，也沒有產業。
「文化大革命」給年輕的造反派提夾著在大街上狂跑，七十多八十的人了，居然沒有死，還活了好些年。照樣地吃大碗飯，照樣地發脾氣。拄了根拐杖上街，穿起風衣，還精神抖擻地翻起了衣領子。
他做過許多可能自己也忘記了的好事。送一些年輕人到遠遠的「那邊去」。那邊有多遠?去幹些什麼?他覺得
「好!」就成。那些年輕人都成了「老幹部」了，也想起他。「他」這個人活得很抽象，睡覺，三餐飯，發點小脾氣，提點文化上根本不必提的「建議」，算是個「縣文物委員」。人要報答他也無從報答起，因為他什麼都不需要。
死了，沒留下什麼痕跡，外號叫做「沈瞎子」。說起「沈瞎子」，三十歲以上的人還想得起他的。再年輕點的，怕就不曉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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