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老的老頭 /黃永玉  

這此憂鬱的碎屑(2)


    三
   
    聽我的母親說,我小的時候,沈家九孃時時抱我。以後我稍大的時候,經常看得到她跟姑婆、從文表叔諸人在北京照的相片。她大眼睛像姑婆,嘴像從文表叔。照起相來喜歡低低著頭用眼睛看著照相機。一頭好看的長頭髮。那時候時興這種蓋著半邊臉的長髮,像躲在門背後露半邊臉看人,不料現在又時興起來。
    我覺得她真美。右手臂夾著一兩部精裝書站在湖邊尤其好看。
    我小時候,姑婆租了大橋頭靠裡的朱家巷有石板天井的住處。上三四級石階,有一副帶腰門的高門檻,進到門廳,寬得可以放幾張方桌,門廳左右是廂房。左邊廂房三表叔回來住。右邊放書,牆上掛著皮刀帶,有時牆邊還擱著步槍,籮筐裡放滿子彈,盡頭兩張長板凳上擱著口棺材。我小時候已習慣家裡放棺材不害怕,不單明白裡頭是空傢伙,還懂得有朝一日愛我的姑婆睡在裡面,這跟床的分別毫無兩樣。
    (野外祠堂、廟裡的棺材可不一樣,停在那裡少說也有五六口,誰也拿不准哪口是空,哪口是實。不少外地人不幸死在我們這裡,就得像火車站寄存行李把死人裝在裡頭,等家鄉人趕來搬運回去。膽大淘氣的孩子曾掀開蓋子摸過,還挺著胸脯吹牛說是摸到她的金牙齒、玉圈圈。)
    門廳過去就是石板鋪的天井。一邊擺著花盆,一邊擺著石杠鈴、石鎖和刀槍架。天井兩旁是雨廊。有三四級石階,右邊通廚房。從天井正面也是三四級石階就到正廳,右邊是姑婆的住房。左邊誰住?記不起來了。沈大滿好像自己租楠木坪住,沒跟姑婆住一起。
    常陪姑婆聊天的有兩個,一個是我爸爸,一個是聶姑婆她妹妹的兒子外號叫「聶胖子」的,也是我爸爸的表弟。我祖父有不少妹妹。只是他恐怕最喜歡沈姑婆,所以年輕的時候把她帶上北京。
    廳後面還有一個上樓的套間,樓上只存放雜物,我一個人不敢上去。
    九孃那時候不在,她一定是像她媽媽跟我爸爸上北京一樣,跟著從文表叔已經在北京大學了。
    我對她一點印象也沒有。小時的記性原應是很好的……
    那時的北京應是很熱鬧的地方,只是我不理解舊北京滿是黃塵,吃喝要駱駝拉著水車供應,有什麼好?
    那時候有人說好,說是有中國味。連魯迅、周作人、老舍……都說好!人們動不動就說東交民巷、西交民巷、六國飯店、北京飯店……西餐館如何品味……其實都是夾帶著北方灰塵的窮講究。
    我喜歡真正的中國氣派,講衛生、有尊嚴的地方。所以我從書本上看到的北京和上海都不喜歡。只不過覺得在那裡知道的世界可能比家鄉多些而已。
    九孃在北京跟表叔住了好些年。很難說當時由誰照顧誰。料理生活,好像都不在行。從文表叔對飲食不在乎,能入口的東西大概都咽得下去。而九+呢?一個鳳凰妹崽,山野性格,耐著性子為哥哥做點家務是難以想像的,只好經常上法國麵包房。
    她當時自然是泡在哥哥的生活圈子裡,教授、作家、文學青年、大學生、報社編輯、記者、出版家川流不息。
    她認真和不認真地讀了一些書,跳躍式地吸收從家中來往的人中獲得的系統不一的知識和立場不一的思想。她也寫了不少的散文和短篇小說。
    一時有所悟,一時又有所失。困擾在一種奇特的美麗的不安中。我們或多或少都有九+的性格,只是運氣好,加上是個男人,有幸得以逃脫失落感的擺佈。
    她一天天地長大,成熟,有愛,卻又無所依歸。如《風塵三俠》中之紅拂,令人失之迷茫。有的青年為她而帶著憂怨的深情遠遠地走了,難得有消息來往;有的出了國,倒是經常捎來輕浮而得意的口信。
    她抓住的少,失落的多。在哥哥面前,她用撒嬌和任性來填補惶惑,使埋頭在紙堆裡好脾氣的哥哥不免手忙腳亂。
    這時,從文表叔結婚了。
    一個朝夕相處的哥哥身邊忽然加入了一個比自己更親近的女人。相當長期的生活突然名正言順地起了質的變
    化。沒有任何適當而及時的、有分量的情感來填補這迫切的空白。女孩子情感上的災難是多方面的。上帝呀上帝!你粗心,把我的九壤忘了……
    抗戰開始,一家人跟著學校來到昆明。
    我完全不能理解年輕的表嬸在新的家庭裡如何對付這兩個同一來源而性格完全不同的山裡人。
    表嬸那麼文靜。做表侄兒的我已經六十多歲的人了,幾十年來只聽見她用長春師範學院話;著急的時候也只是降D調,沒見她用常人的G大調或A、B調的嗓門生過氣。我不免懷疑,她究竟這一輩子生過氣沒有?於是在日常生活中就細心地觀察體會,在令她生氣的某種情況下,她是如何「冷處理」的,可惜連這種機會也沒有。這並非忍耐和涵養功夫,而是多種家庭因素培養出來的德行和教養,是幾代人形成的習慣。
    她一跨進沈家門檻就要接受那麼嚴重的挑戰,真替她捏一把事後諸葛亮的汗。
    抗戰使九+和往昔的生活越離越遠,新的動盪增加了她的恐懼和不安。
    巴魯三表叔正在浴血的前線,姑婆和姑公都已不在人間,雲麓大表叔是一位不從事藝術創造的藝術家型的人,往往自顧不暇。當發現九+的精神越來越不正常的時候,送她回湘西倒成為較好的辦法。
    九+從昆明回到湘西的沅陵。他們兄弟在沅陵的江邊以「芸廬」命名蓋了一座房子。沅陵離故鄉鳳凰百餘公
    裡,是湘西一帶的大城之一。亂離的生活中,我的父母帶著除我以外的四個孩子都在沅陵謀生。當然, 「芸廬」自然而然地成為親戚活動的中心。
    巴魯表叔那時正從第一個激烈的回合中重傷回來,也住在沅陵養傷。眼見送回來的是一個精神失常的妹妹,不禁拔出槍來要找從文二表叔算帳。他是個軍人,也有縝密思考的經驗,但妹妹的現狀觸動了他最原始的情感。妹妹呆滯的眼神,失常的喜樂,不得體的語言是一種極複雜的社會化學結構。有一本名叫《精神病學原理》厚厚的大書的第一句就說: 「作為社會的人,每一個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精神病。」
    像社會發展和歷史可以觸發出「天才」一樣,也產生著精神病患者。事實上天才和精神病者之間,只不過隔著一層薄薄的病歷。
    每一個人只要冷靜想一想都能明白九+精神分裂的社會和生理原由。巴魯表叔從此也沉默起來,不久又奔赴江西前線去了。
    九壤的病在偏僻的山城很難找到合適藥物。抗戰的沸騰令她時常上街閒蕩,結果是身後跟著一大群看熱鬧的閒人。雲麓大表叔和我的弟弟擔當了全城尋找九壤的任務。
    直到有一天,九+真的應驗了從文表叔在《邊城》的末一句:
    「也許明天回來,也許永不回來」的讖言。我們從此再也沒有見到九婊。
    在沅水的上游有一個遙遠的小村名叫「烏宿」,河灘上用石頭架著一隻破船,那是一個「家」。九+跟一個破了產改行燒瓦的划船漢住在一起已經很多年了。生的兒子已經長大。
    一九五O年那時聽說九姨還在。我從香港經北京、漢口回湘西時,曾有一位尊敬的大叔要我去烏宿看看她,如方便的話給她一些資助。可惜我當時時間太緊,沒能盡到這份心意,于他於我,都是十分遺憾的事。
    《聖經》耶利米哀歌第二節:
    你們一切過路的人哪!這事你們不介意麼?你們喜歡看,有像這臨到我的痛苦沒有?
    多少年來,在從文表叔面前,我從來不提巴魯表叔和九+的事,也從不讓從文表叔發現我清楚這些底細。
    我青年時代,有個七十多歲的忘年之交,他是位當過土匪的造槍鐵匠。我曾請他鍛造過一支鳥槍。他常用手直接從爐膛裡把燒紅的鋼管捏出來,隨即用鐵錘在砧上錘煉。我提醒他應該使用鐵鉗時,他匆忙地扔下鋼管,生氣了:
    「你嚷什麼?你看,起泡了!燙得我好痛!」
    也就是說,我若果不提醒他,捏著燒紅的鋼管是不會痛的。真不可思議。
    從文表叔仿佛從未有過弟弟妹妹。他內心承受著自己骨肉的故事重量比他所寫出的任何故事都更富悲劇性。他不提,我們也不敢提;眼見他捏著三個燒紅的故事,哼也不哼一聲。
   
    四
   
    一九五三年以前,我住在香港,一直跟表叔有書信來往。除我自己的意願之外,促使我回北京參加工作的有兩位老人,一是雕塑家鄭可先生,一個就是從文表叔。由於我對於共產黨、社會主義建設的嚮往,也由於我對兩位老人道德、修養的尊敬和信任。最令我熱血沸騰的是,我已瞭解到從文表叔當時的處境很壞,他的來信卻是排除了個人痛苦而讚美共產黨和新社會。他相信我比他年輕,因而能擺脫歷史的因襲,為新社會貢獻所長。道理十分通達易懂,真誠得比黨員同志的勸諭更令我信服。
    可惜所有的通信,那些珍貴的蠅頭毛筆行書,都在「文化大革命」中燒毀了。
    我不清楚他如何與共產黨結下了芥蒂。我想,其中的問題,文化歷史學家如果覺得還值得研究的話,終有一天會把這些有趣的材料整理出來。但在我們早些年的通訊以及若干年的現實生活中,套用一句國內常用的話,他和我對於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是有個「認識過程」的。
    說到「認識過程」,對於我們,在「四人幫」或更早一些時期,一般是我們很少有機會運用的。總是來不及。有如軍事訓練中在飯堂吃飯一樣,好大一碗白飯下命令兩分鐘吃完!
    「認識過程」在某些人身上卻是一種洗刷關係、不負責任的特權。這句話一說,拍拍屁股,他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我就有過這樣的例子。
    有這麼一位同事,過去不認識,工作和口頭從來沒有發生過不悅的芥蒂,也很少私人接觸,只可惜一有運動他就盯住我不放,甚至迫不及待地將我推到火線上挨子彈的靶子位置。當然他一個人的心願並不一定能成為事實,咬牙的恨恨神氣卻令人難忘。到了「文化大革命」,我被揪在牛棚,他在牛棚之外估計自己的處境一定也忐忑不安,即使在這樣大動盪中他也沒有放過我,千多人的鬥爭會,老婆、小女兒一齊上陣,嚷了些我的「罪行」,成不了什麼篇章。
    「批林、批孔、批周公」時期,他也活躍得十分生動。等到「四人幫」伏法之後,卻是讓人寫出了一篇他
    「任何時期都沒犯錯誤」的表白文章。
    這一著聰明棋可是走蠢了。你在「反右」時期、 「文革」時期都沒有犯過錯誤?你想想,你是個什麼人啦?你豈不承認自己是個小滑頭?
    好了!「四人幫」伏法之後不久,他來找我了,沉重地壓低著嗓門告訴我,對我多少年的問題,他是有個「認識過程」的。
    我笑了!我想,好呀!你呢,你害人,想置人於死地,一次又一次的「鍥而不捨」,到頭來倒是「認識過程」。
    我呢?卻永遠在他的「認識過程」中當「反革命」,當
    「反動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代表。
    連認錯也吞吞吐吐,真是個可憐蟲!後來我寫了一首詩
    「紀念」他,題目是《不如一索子吊死算了》,戲稱他為
    「失了業的奧賽羅」。
    從文表叔和我的認識是扎扎實實用無數白天和黑夜的心跳,無數眼淚和汗水換來的。我們愛這個「認識」!值得!不後悔!
    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 「人的因素第一。」
    這是一點也沒有錯的。對於理論,我不懂,但是崇敬;對於人的因素,我覺得悲哀。我默禱作為「人」的心理障礙加諸建設的困難,加諸另一些也是「人」的層層痛苦,真是越快解放越好!否則,日子不好過啊!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卻不能不崇敬毛澤東同志的英明和預見,他說: 「人的因素第一。」當然也包括壞「人」幹起壞事來也是「第一」的這個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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