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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九五三年我和妻兒一起回北京的時候，我是二十八歲，兒子才七個月。
從北京老火車站坐著古典之極的馬車回到從文表叔的北新橋大頭條寓所。那是座寬敞的四合院，跟另一和氣的家庭同住。
解放前夕，他寫過不少信，給我報告北京的時事以及自己當時的感想。
他直率地表示不瞭解這場戰爭，要我用一千、一萬、十萬張畫作來反對這場讓老百姓流血吃苦受罪的戰爭。我覺得自己的認識在當時比他水平高一點，能分得清什麼是
「人民戰爭」和其他不義戰爭的性質。何況打倒國民黨蔣政權反動派是當時有目共睹的好事，除了共產黨和解放軍，誰有本領做這種事呢?說做，不就成了嗎?
不久北京傅作義的部隊被解放軍團團圍住了。他來信說：
「北京傅作義部已成甕中之鼈，長安街大樹均已鋸去以利飛機起落，城，三數日可下，根據過往恩怨，我準備含笑上絞架……」
這當然是一封絕望之極的信。我當時也覺得未必像他所說的那麼嚴重，處境不好，受點羞辱是難免的。一個文人，又沒投靠國民黨反動派，殺你幹嗎?
一段時期沒信來，接著是厚厚的一封：
「……解放軍進城，威嚴而和氣，我從未見共產黨軍隊，早知如此，他們定將多一如我之優秀隨軍記者。……可知解放廣大人民之不易……你應速回，排除一切干擾雜念速回，參加這一人類歷史未有過之值得為之獻身工作，……我當重新思考和整頓個人不足惜之足跡，以謀嶄新出路。我現在歷史博物館工作，每日上千種文物過手，每日用毛筆寫數百標簽說明，亦算為人民小作貢獻……我得想像不到之好工作條件，甚歡慰，只望自己體力能支持，不忽然倒下，則尚有數萬數十萬種文物可以過目過手……」
以後就是一連串的這種談工作、談如何得意的信，直到我們重新見面。
北新橋的生活其實從物質到精神都是慌亂的。
兩個弟弟在學校正忙得火熱。表嬸在一所權威中學也忙得身不由己。表叔自己每天按時上下班，看他神色，興奮之餘似乎有些惶恐。和「過去」決心一刀兩斷的奔赴還存在悲涼感。他儘量地對我掩蓋，怕我感染了他的情緒諸多不便。
有一個年輕人時常在晚上大模大樣地來找他聊閑天。這不是那種來做思想工作的人，而只是覺得跟這時的沈從文談話能得到淩駕其上的快樂。
很放肆。他躺在床上兩手墊著腦殼，雙腳不脫鞋高擱在床架上。表叔呢，欠著上身坐在一把爛籐椅裡對著他，兩個人一下文物考古，一下改造思想，重複又重複，直至深夜。走的時候頭也不回，揚長而去。
唉!我一生第一次見到這種青年，十分忿恨，覺得好像應該教訓教訓他。表叔連忙搖手輕輕對我說：
「他是來看我的，是真心來的。家教不好，心好!莫怪莫怪!」
第一次的這種體會對我十多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的遭遇真起了一種先驗的作用。那時多麼渴望有個真心能聊聊的朋友，粗魯也好，年輕也好，這有什麼關係呢?
那時能悄悄走來看看你，已經是一個大勇者了。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日子鬆動得多，能經常聽到他的笑聲。公家給他調整房子雖然窄小，但總算能安定下來。到中山公園、北海、頤和園玩得很高興。五十多歲的人，忽然露出驚人的真本事，在一打橫的樹上「拿」了一個「頂」。又用一片葉子舐在舌頭上學畫眉叫，忽然叫得複雜起來，像是兩隻畫眉打架。
「不!」他停下嘴來輕輕對我說，
「是畫眉『采雄』(交配的家鄉話)。」於是他一路學著不同的鳥聲，我聽得懂的有七八種之多。有「四喜」、「杜鵑」、「布穀」、「油子」、「黃鸝」……「尤其難學的是喜鵲!你聽!要用上齶頂抵著喉嚨那口氣做——這一手我在兩叉河學來費了一個多月，上齶板都腫了……」他得意得了不得。
「龍龍、虎虎聽過嗎?」
「對咧!他們一下長大了，忘了做給他們聽了!」
就算說這些話距今也是三十多年了。
他還記得許多山歌。十幾年前我的一位年紀大的朋友委託我向他求一張條幅，他卻寫滿了情歌，而且其中的一首毋庸置疑地是首黃色山歌，令我至今還扣在箱底不能交卷。
在他的晚年，忽然露出了淘氣心情倒是有過三四回，甚至忘情地大笑起來。一次是因為兩位老人結婚提到喜聯的內容時，他加了一點工就變成絕妙的含義，連眼淚都笑出來了。
一九五七年「反右」，倒給他逃脫了。這恐怕是上面打了招呼的緣故。不過即使上面打了招呼也還是戴上了「帽子」的熟人倒也不少。行話叫做：
「自己跳出來!」
從文表叔在「反右」前夕有過一種有驚無險的巧遇。
那時「引蛇出洞」剛開始，號召大家「向黨提意見」。表叔這個人出於真心誠意，他完全可能口頭或書面
弄出些意見來的。他之所以一聲不響是因為一次偶然的賭氣救了他。
「鳴放」期間，上海《文匯報》辦事處開了一張在京的知名人士的約稿或座談的長長名單，請他們「向黨提意見」。名單上，恰好著名演員小翠花的名字跟他隔鄰，他發火了。他覺得怎麼能跟一個唱戲的擺在一起呢?就拒絕在那張單子上簽名。
我沒聽說過他喜歡京戲，高興的時候曾吹牛用過幾塊光洋買票看楊小樓、梅蘭芳的《霸王別姬》，我半信半疑。即使是真事，他仍是逢場作戲。否則，看見自己的名字跟小翠花這京劇大師排在一起時就會覺得十分光彩，怎麼生這麼大的氣?
由於對京戲的外行而失掉了「向黨提意見」的機會，從而在以後不至於變成「向黨進攻」的右派分子。小翠花京劇大師救了他，他還不知道。
曾有一位文化權威人士說沈從文是「政治上的無知」，這不是太壞的貶詞，可能還夾帶著一點溺愛。到了
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對「政治的無知」已成為普遍的通病，那位文化權威身陷囹圄渾身不自在時，災餘之暇，不知有否想到當年對沈從文的政治評價?雖然至今我認為還是說得對的，只可惜在歷史的嘲諷中他忘了自己。
「文革」時期被動的死和主動的死之間已在麻木的驚恐中變得毫無區別。即使活下來亦頗不易。毛澤東主席說過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話已被人暗暗改為「一不怕活，二不怕死」。
「活」這個東西早不屬政治範疇。理性和良知被惡獸吞嚼殆盡。
「反對小謝就是反對我。」這句最後的「最高指示」還令全國人民敲鑼打鼓繞街三天。誰能說得清這句話的文化價值和政治價值以及智商程度呢?因為遊行隊伍中也有興高采烈的政治理論家們在內啊!
什麼叫做政治的「有知」呢?
「有知」如劉少奇主席，尚難逃脫一死。
老子日： 「治大國如烹小鮮也。」
煎魚的時候不停地用鍋鏟翻動，豈不七零八碎了?
從文表叔跟所有凡人一樣，的確很不懂政治，亦無政治的遠大志向。解放後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條不太讓人翻動的、被文火慢慢煎成味道過得去的嫩黃的小魚，有朝一日以便「對人類有所貢獻」。
客觀的顛簸雖然使他慌亂，主觀上他倒是不停地在加深對事物的「認識過程」。且從不失人生的品味。
有時，他也流露出孩子般天真的激動。五十年代蘇聯第一顆衛星上天，當日的報紙令大家十分高興。
我恰好在他家吃飯。一桌三個人：我、表叔和一位老幹部同鄉大叔。
這位大叔心如烈火而貌如止水；話不多，且無甚表情。他是多年來極少數的表叔的知己之一。我十分欣賞他的靜默的風度。
「啊呀!真了不起呀!那麼大的一個東西搞上了天……嗯，嗯，說老實話，為這喜事，我都想入個党做個紀
念。」
「黨」是可以一「個」一「個」地「入」的；且還是心裡高興的一種「紀念品」!
我睜大了眼睛，我笑不出來，雖然我想大笑一場。
大叔呢，不動聲色依然吃他的飯，小心地，慢吞吞地說： 「……入黨，不是這樣入法，是認真嚴肅的事。以後別這樣說了吧!……」
「不!不!……我不是真的要入黨……我只是……」從文表叔嚅囁起來。
大叔也喑著喉嚨說： 「是呀!我知道，我知道……」他的話溫暖極了，深怕傷害了老朋友的心。
六
要生活下去，就必須跟「它」告別而另起爐灶。
「它」，就是多年從事的文學。
從文表叔的決心下得很蘊藉，但是堅決。
三十多年來，只有過一篇回鄉的短短的遊記，其餘的就是大量的有關文物考古的文章。不過仍然是散文詩似的美。
錢鐘書先生有次對我談起他：
「從文這個人，你不要以為他總是溫文爾雅，骨子裡很硬。不想幹的事，你強迫他試試!……」
這是真的。
倒也是對了。如果解放以後不斷地寫他的小說的話，第一是老材料，沒人看，容易掃興；第二，勉強學新事物，無異弄險。老媳婦擦粉打胭脂，難得見好。要緊的倒是逢到「運動」，抓來當「醜化新社會」、「醜化勞動人民形象」的典型，命中率一定很高。
當時下決心不寫小說，恐怕也沒有太多的「預見性」，不過只是退出文壇，省卻麻煩而已，也免得擔驚受
怕。
這個決心是下對了。
三十多年來在文物研究上的孜孜不倦見出了成績，就這點看，說他是個老老實實、勤勤懇懇的一直工作到咽氣的研究者，怕還不太過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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