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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講了三個故事，說明在生活中有的感受畫不出來，要寫。有的呢，即使寫也寫不出來，太慘了。所以，世界上心靈的作家到處都是。
從文表叔在當專業作家之前，他早就是個心靈的作家了。長大一旦覺醒，就是個當然的優秀作家。他不止會講故事，還是一個會感應的天才。
會感應，會綜合，會運用學識，加上良好的記憶和高尚的道德，他的成績真是無愧一生。
自從他告別了文學之後，我有時幾乎忘記他是位文學老手。這真是我的莫大損失，沒有更多地聽他談談文學的見解，尤其是解放後他不斷地遠離文學活動之後的見解；聽聽他對於現代文學客觀的意見。
他是一位極能排除困難、超脫於自我而工作的智者。眼看他逐漸老去，卻從未褪去雄勁的生氣，他一定會談出有關文學命運的精闢意見。
回想「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月，出名的文學泰斗徹底地否認自己，公開認了錯，有的成為中藥裡的「甘草」。那時候的文壇，充滿了王維的詩意，只有三兩個姓什麼的人在「獨釣寒江雪」。
當年轟轟烈烈的文學理論論爭，神聖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普列漢諾夫，都被拋到九霄雲外。毛澤東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魯迅語錄，被不同方式、不同角度地廣泛引用。甚至掩蓋上句只用下旬，不管原文前後到底說的是什麼意思來為自己的雄辯服務。
弄得我至今留下了後遺症，非常敬畏現代小說和談論文學戒律的文章。
「四人幫」垮臺到如今好些年了，世界重新認識了沈從文，這和他原先在文章中所提到的「我和我的讀者都行將老去」的預計不太相同。五四運動以來從事文學工作的何止千萬，為什麼就想起他們幾個人?
「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應該接近於這個意思的吧!
年輕一代人，說到沈從文，還以為他是一位剛從寫字臺面露出頭皮的新作家咧!
這說奇也不奇，因為文學規律本身並無新舊之分。只看是誰動手。好像高明的作曲者把七個音符玩得天花亂墜一般。雖然這都是人做出的，但不是任何人都做得出來的。
文學創作個別的發端跟其他藝術的動機一樣。歷史上作者的經驗都各不相同。有的受歷史題材的觸發，有的受別的題材的觸發，甚或某些抽象感覺或某個具體小物件的觸發，出現了創作的火花。
作者本身，不論年歲，無不從書本或生活累積無數故事或寫故事的本領。至於那點世俗稱為靈感的東西，並不一定每次都自單純的故事觸發產生。
說得再好不過的是契訶夫和高爾基一次黃昏山坡上散步的經驗，契訶夫指著破屋子邊被夕陽照亮的一個空罐頭盒對高爾基說：
「你信不信?用它我可以寫一篇小說。」
安徒生也有過這種墨水瓶靈感的經驗。
從文表叔一次告訴我，寫某篇東西是因為前一篇「太濃」。
所以最早他在北大教的是一個特別的課程：小說作法。
畫畫，
「四人幫」垮臺之後我才敢說，我用這種辦法作畫及木刻已經多年。有時因為呆坐著聽政治報告無聊，兩眼呆望身邊掉了綠漆的門板，才趕著回家畫了一幅荷花。在那時，荷花幫我完成了我捕捉到的感覺。
我兒子十一二歲時，他評價一碗菜湯說：
「這湯味道真圓。」女兒跟他都一齊長大了，至今還嘲笑哥哥概念上的錯誤。我看，兒子使用這字，是費了一番心思的，不一定錯。
概念和感覺的交錯和轉嫁，使美的技巧增加了許多新鮮。從文表叔的文章中，運用這種奧秘十分熟練。所以水氣盈盈，把故鄉寫得那麼多情，是有道理的。
幾十年的「主題出發」、 「主題先行」、
「領導出主意，畫家出技巧」不知坑害了多少人的光陰和勞力。這一切曾經正確過的理論跟不上發展著的生活和頭腦了。把一些好事錯當成危機而已!想起錯過的年月，真令人憂傷。
我沒有聽從文表叔長篇大論談過文學。他是個作家，不是理論家。經驗和感覺能提高文學的品位，這也不是學校教得出來的。
文學上的造詣，開頭三兩句就能看出功力，這是誰都明白的事。至於故事，紺弩老人說得清楚不過：
「要看誰來說它!」
一個短短的笑話，有的人說起來，捨不得「丟包袱」，翻來覆去享受他那點有機會發言的快感，卻苦了周
圍的朋友。作為讀者有時看了一些誠懇而無天分的小說，不免為他叫屈，何苦投胎做作家呢?從文表叔曾經開玩笑地說：
「寫了一輩子小說，寫得出色是應該的；居然寫得不好，倒是令人想不通!」
十 五
全世界都知道，爸爸這個名分的尊嚴。
「文化大革命」的年月，幼小的孩子眼看見自己的爸爸在大庭廣眾中挨鬥受淩辱，臉上畫了花，頭髮給剃了一半，滿身被吐了唾沫，頸上掛著沉重的牌子。散會的時候，孩子等在會場外面，迎著自己的爸爸，牽著他的衣袖輕輕地說：
「爸!我們回去吧!」
孩子忘了羞辱，眼前只是永遠的爸爸。
從文表叔是我最末一位長輩，跟他相處三十多年，什麼時候走進他的家，都是我神聖的殿堂。
一九五O年在中老胡同跟表叔嬸有過近一個月的相處。那時他才四十八歲。啟蒙的政治生活使他神魂飄蕩。
每個週六從「革命大學」回來，他把無邊的不安像行裝一樣留在學校，有一次一進門就掏出手巾包，說是給小表弟捉到一個花天牛，但手巾包是空的，上頭咬了一個洞，彎腰一看，褲子也是一洞，於是哈哈笑著說：
「幸好沒有往裡咬。」
這是真的快樂，一種聖潔的爸爸天賦的權利。
我回香港不久，聽說他自殺了。表嬸沒有給我寫信。是熟人曲折告訴我的。可想而知，以作家的身份在生活中遇到了生與死的考驗。知道獲救的消息，我松了一口大氣。
這是沒有必要的。他說不太瞭解彼時的共產黨；當然，當時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壇也不瞭解他。
他是一個不善於解釋也從不解釋的人。早該自殺而不自殺的人多的是，怎麼會輪到他呢?
像屈原說的「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嗎?大家那麼忙，誰有空去注意你細緻的情感呢?
這個舉動可能是他精神上的大轉折。活過來之後他想通了。一通百通，三十多年前的事好像發生在別人身上，他生活得從容起來。寫到這裡，不能不把那兩句出名的語錄再變一變：
他「死都不怕，還怕活嗎?」……
對於自殺的這個插曲，我認為最不像他。
什麼叫做精神分裂呢?大概是自己覺得太不像自己的一種紊亂情緒吧!天理良心!任誰那時候也控制不了自己。
多少年來，他有一個時相來往的嚴肅而溫暖的集體。我有幸見過他們幾面。有楊振聲先生、巴金先生、金岳霖先生、朱光潛先生、李健吾先生……他們難得來，談話輕鬆而淡雅，但往往令我這個晚輩感覺到他們友誼的壯懷激烈。
老一輩文人的交誼好像都比較「傻」。激情不多，既無利害關係也無共謀的利害關係。清茶一杯，點心一小
碟，端坐半天，委婉之極。一幅精彩的畫圖。這給了他慰藉和勇氣。
自殺的原因，有人說是因為他兒時的一個遊伴、後來當了軍隊大領導的一席談話；也有說是一位記恨的女人的一席談話等等。這都是無稽之談。一個人一兩句話只有在產生物質的巨大力量時，才能決定人的生死，比如說，江青說某人很壞之類。前二者的力量有限之極，何況那位當首長的兒時遊伴的談話雖然粗魯，卻充滿好意。
幾十年來家裡再沒有人提起自殺那件事，各種謠言都靜寂下來。只剩下一點點巫婆的咒語。迷信的時代已過，區區幾口仙氣恐怕連上貢的蠟燭也吹不熄了。
表叔對於別人的忘恩負義與譭謗及各種傷害，他的確是沒有空去對付。他放不下工作，也沒有想去結交一些充實報復打擊力量的人緣。他也不熟悉文壇現代戰爭的路數。聽見不時傳來的「啾啾」之聲並非不難過，只是無可奈何!有時談到，也是很快就過去了。
愛默森在他論「喜劇性」的文章中說過：
「我們最深切的利益是我們道德上的完整性。」
從這個角度來衡量生活中的正負之差，很容易令人得出歷史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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