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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納河岸有一座紀念碑,我每天都要從它的跟前經過。我太忙,都是急著要趕到目的地去。
這一天,輪到它了。不止它有出色的雕刻,旁邊一排樹林和嫩綠的草地也非常動人。
天哪,是布德爾的作品。
多少年來我一直景仰的雕塑家。家裡藏著他的作品集大大小小十來本,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打聽書店裡有沒有他的畫冊賣。我是一個布德爾迷毫無疑問。沒想到我莫名其妙地來到他作品的跟前。
他是大家都知道的跨腿拉滿弓的《射者》的作者。不只是作品震動人心,更重要的他是一位創作思想家。他高明而精闢的藝術主張密度太大、太堅硬,後人要花漫長漫長的時間才能一點一滴地消化。他的創作思想是一個豐富的寶藏。在他作品面前,從藝者如果是個有心人的話,會認真地「吮吸」,而不是膚淺的感動,會戰慄,會心酸。
他和羅丹同一個時代,羅丹的光芒強大得使他減了色。羅丹的藝術手法「人緣」好,觀眾較容易登入奧堂;布德爾的手法滲入了繪畫,而且有狂放(其實十分謹嚴)的斧劈之勢,堆砌、排列得有時跟建築幾乎不可分割。不只是理論,實踐上他明確地提出「建築性」。
太早了,提得太早了,理論孤僻得令人遺忘。
是逝世不久的鄭可先生給我啟的蒙,介紹了布德爾的學說。鄭可先生的雕塑完全走他的路子。他可能是他的學生。記得他告訴過我,布德爾問過他:
「你來法國做什麼?中國有那麼偉大的雕塑藝術你不學,這麼遠跑來這裡!」
鄭可先生在巴黎十五年,他誠懇而勤奮。跟年輕的馬思聰、冼星海、李金髮是一個時期。他從家裡賣了豬、賣了房子才買得起船票來到巴黎的,回國以後的日子仍然樸素誠懇得像一個西藏人,連話都說不好,一說就激動。見到討厭的人他一句好聽的話都沒有,衣著飲食都很隨和將就,就是藝術的認真和狂熱幾乎像求愛一樣。
他比我早回北京一年。藝術方面他知道得太多,也都想成盆成桶地傾倒給年輕朋友。只可惜他是個純粹的廣東人,滿口流利的帶廣東口音的普通話,語彙又少,幾乎令人聽十句懂半句,他的誠懇寓於激情之內,初認識的年輕人會以為他在罵人。唉!其實他的心地多麼慈祥寬懷……
他用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為別人解決一切工藝疑難。不光講,而且動手做。
他懂建築學,給清華建築系講過「巴黎聖母院拱頂相互應力關係」,給北京榮寶齋設計過雕刻木刻板空白底子的機器,教人鑄銅翻砂,設計紀念碑,研究陶瓷化學。他還是一個高明的弗盧(銀笛)愛好者。甚至寫信給北京鐘錶廠,說他們的鐘錶如此這般的不妥。鐘錶廠派了幾個專家去找他,他把家裡收藏的所有大鐘小鐘一股腦都送給了來人,還賠了一頓豐盛的午餐,從此杏如黃鶴,鏡花水月……
就是沒有再做雕塑。
十五年在巴黎的學習,一身的絕技,化為泡影。
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因為我開個人畫展,他給我做了一個浮雕速寫,翻製成銅,至今掛在北京家中牆上。
八十多歲的年紀,住院之前一天,還搭巴士從西城到東郊去為學生上課。住院期間,半夜小解為了體恤值班護士,偷偷拔了氧氣管上了廁所,回來咽了氣……
前些年他人了黨。這使我非常感動。
一九五二年在香港拋棄最好的待遇全家回到北京,並連忙寫信鼓動我回去。那時他是盛年。他的興奮和激情遠遠超過現實對他的信任。一九五七年他戴了右派帽子。我尊敬和友愛的朋友與前輩們——聶紺弩、黃苗子、吳祖光、小丁、江豐和他都受了苦,也令我大惑不解。我有膽公然為之申訴的只有鄭可先生,我瞭解他,也願為他承擔一點什麼。
我和他一樣都沒有「群」,沒有「群」的人客觀上是沒有價值的。他為祖國貢獻了一生,入黨是他最大的安慰。沒有什麼比這樣的安排更能彌補他的創傷的了。……
我匍匐在布德爾的作品腳下,遠處是無盡的綠草和陽光。
我太傷心。
鄭可先生!如果能跟你一道重遊巴黎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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