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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那知「陳公」不講交情,等程炳采到案,嚴訊不已,而且下令用刑,程炳采對那些條子的來歷,並不十分清楚,那就必須要問程庭桂了。

  及至一問程庭桂,問出一個絕大的意外,程庭桂說:「你知道不知道,令郎亦有條子交在我手裡?」

  這一下陳孚恩問不下去了,回去一問他的兒子刑部候補員外郎陳景彥確有其事;陳孚恩不能不奏請迴避,並自請嚴議,將伊子革職;奉上諭:「陳景彥著即革職,歸案辦理。陳孚恩並不知情,著改為交部議處。此案關涉陳景彥之處,陳孚恩著照例迴避,餘仍秉公會審,毋庸迴避全案。」這自然是肅順的曲意迴護。

  於是陳孚恩主稿,以載垣的名義具奏:「程庭桂接收關節案。俟人證齊後再行審理。」又說:「此案情節甚多,非革職逮問,不能徹究。」於是柏葰、朱鳳標、程庭桂皆下獄。同時潛逃的靳祥,在潼關為陝西巡撫曾望顏拿獲,解京歸案,案未結而庾死獄中。

  全案於咸豐九年二月及七月間,分兩次處分,第一次是殺柏葰,文宗於二月十三在圓明園勤政殿召見王公大臣宣諭:

  本日據載垣等奏,會審科場案內,已革大員,定擬罪名一摺,朕詳加披覽,反覆審定,有不能不為在廷諸臣明白宣示者:科場為掄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嚴,自來典試大小諸臣,從無敢以身試法,輕犯刑章者。

  不意柏葰以一品大員,乃辜恩藐法,至於如是!柏葰身任大學士,在內廷行走有年,曾任內務府大臣、軍機大臣、且係科甲出身,豈不知科場定例?竟以家人求請,輒即撤換試卷,若使靳祥尚在,加以夾訊,何難盡情吐露?既有成憲可循,朕即不為已甚。但就所供情節,詳加審核,甚雖可原,法雖寬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淚;柏葰著照王公大臣所擬,即行處斬,派肅順、趙光,前赴市曹監視行刑。

  在京現任的大學士、軍機大臣處斬,在清朝開國以來,尚無前例,即令和珅犯了十款大罪,亦不過賜令自盡。柏葰操守清廉,出使朝鮮時,朝鮮李王曾餽銀五千,堅辭不受,所以決無受賄情事,則縱犯科場條例,決不致斬立決。肅順弄權,可畏如此!在廷聽宣諸臣,除了陳孚恩以外,無不震慄失色,刑部潘尚書麟魁,竟至失議。

  同案處斬的,尚有已革編修浦安,已革舉人羅鴻繹、已革主事李鶴齡。處決之地自明朝開始,即在宣武門大街與廣安門大街交叉的鬧區,地名「藥市口」;南面的胡同名為「北平截胡同」、口子上有一座官龐,是監斬官休息之處,如為犯官,亦在此處等候行刑。

  這天上午,柏葰照例,戴設有「頂戴的大帽、穿著沒有「補字」的外褂,由監獄中提到藥市口,先朝北磕頭、名為「望闕謝恩」然後在官龐中,與他在等候訣別的親友見面;大家都是形容悽慘,但柏葰卻很鎮靜,他跟他的長子說:「皇上必有恩典!我回頭在夕照寺等候部文起解,你趕緊回家,把長途應用行李什物,收拾好了,送到夕照寺。」

  原來柏葰意料中文宗一定會將他的死刑改為充軍新疆,照例在廣安門外夕照寺等候兵部的解差。那知話剛完,只見刑部尚書趙光,下了車一路痛哭而至,柏葰知道事情壞了。

  趙光與肅順同為刑部尚書,奉旨監斬。當天在圓明園勤政殿宣旨已畢,肅順、趙光則在園稍留等候最後的消息;因為清朝沿明制、處決欽命要犯、宣了旨不算,要發了「駕帖」才算。駕帖猶之乎執行命令,皇帝如果最後一刻,改變心意、可扣住「駕帖」不發,作為赦免犯罪的表示。結果那天「駕帖」還是發了,不過不是由趙光帶來;照定制由京畿道御史賷到刑場。

  「完了!完了!」柏葰頓足說道:「皇上斷不肯如此,一定是肅六從中作祟。」

  「皇上原不肯下筆批駕帖、說了句『罪無可逭,情有可原。』肅六在旁逐接口:「『雖是情有可原,究竟罪無可逭』。逼著皇上批了駕帖。」趙光說完後又痛哭。

  其時肅順跟京畿道御史都已到了,下令開刀;劊子手打個扦說:「送中堂升天。」一刀下去,即使了帳:不過腦袋在咽喉之處,一塊皮還連著頸項,這是劊子手「刀下留情」,因為這樣不致於身首異處,腦袋比較容易縫得起來。

  七月十七,文宗復在勤政殿召見惠親王綿愉、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及軍機大臣等宣諭:

  本日據載垣等奏,科場案內審明已革大員並已革職官等,定擬罪名一摺、科場為掄才大典、考試官及應試舉子,有交通囑託,賄買關節等弊,問實斬決,定例綦嚴,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別已成未成。此案已革工部候補郎中程炳采,於伊父程庭桂入圍後,竟敢公然接收關節條子,交家人胡升轉遞場內,即係交通囑託關節,情罪重大豈能以已中未中,強為區別。程炳采著照該王大臣等所奏,即行處斬。已革二品頂戴左副都御史程庭桂,身任考官,於伊子轉通關節,並不舉發,是其有心蒙蔽、已可概見。雖所收條子未經中式、而交通已成,確有實據,即立予斬決、亦屬罪有應得,惟念伊子程炳采已身罹大辟,情殊可憫,若將伊再置重典、父子概予駢首,朕心實有不忍,程庭桂著加恩發往軍臺、效力贖罪。

  其他舞弊諸人,包括陳孚恩之子陳景彥在內,都是充軍的罪名。宣旨已畢,程炳采隨即處決,充軍諸人當日起解。陳孚恩趕到廣安門外,一見程庭桂伏地痛哭,程庭桂說:「不用如此,不用如此!你總算還留了我一條老命」。

  此案縱不能說是冤獄,但處置之嚴酷,實為罕見。尤其是不分已中未中,概置之於重典、有失其平。不過,科場風氣則由此而大為改善。此後約有三十餘年,科場幾近乎弊絕風情不能不說是嚴於執法之功。

  到了光緒十九年,科場又起風波。光緒二十年甲午慈禧太后六旬萬壽,例開恩科;前一年癸巳為恩科鄉試;浙江副主考周錫恩,接受條子,行賄的是魯迅的祖父周福清,此案始末經過敢說只有高陽一人完全瞭解。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辛未科三甲進士,點了翰林;三年散館,外放為江西金谿縣知縣。光緒四年因案降調,改為教職。翰林去當教諭、訓導的「學老師」,情所難堪,便捐了個內閣中書去做京官。

  兩榜出身的「內閣中書」,出路甚寬,可應考差放主考;亦可報考軍機章京;當差勤慎,可升六部主事。但周福清那一樣都不是,當了十五、六年的內閣中書,直到光緒十九年三月丁憂回籍。

  那末周福清以何為生呢?京官光靠微薄的俸祿,是無法養家活口的,可想而知別有生財之道。原來江西金谿出紙,名為「清江紙」;這種紙的品質不高,適於印製蒙童所用的「三、百、千、千」以及「闈墨」等等價格較廉的印刷品。因此,京師的書舖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琉璃廠,為達官朝士所光顧;另一類集中在前門外打磨廠,專賣前述的廉價印刷品,以批發為主。這些書舖的店東,大都是金谿人;他們還有一樣副業,便是作科場的「經紀人」,誰要想買個關節;謀個考差,他們都有門路可鑽。

  周福清因為做過金谿知縣,跟這班人很熟;也成了三百六十行以外的,另一行業的「經紀人」。

  光緒二十年甲午,慈禧太后六十萬壽,例開恩科;前一年癸巳,舉行鄉試。浙江主考放的是殷汝璋、周錫恩。丁憂中的周福清,表示與周錫恩相熟,可以設法通關節,於是有五家人家相託,講定銀數後,周福清帶同「銀主」所派,用意在查證周福清是否與周錫恩相熟,真有打通關節一事的傭僕陶阿順,追蹤正副主考的坐船,到了蘇州。

  殷汝璋、周錫恩各有坐船;周福清交代陶阿順,先到周錫恩船上投帖,如果不見;再將預先備好的一封信投遞。

  這陶阿順是個蠢人,連名帖帶信,一起投到了殷汝璋船上;而且索取收條。殷汝璋的家人懂官場的規矩,考官出京到所派省分,一路上關防嚴密,不得接見賓客、交際應酬。如果收信出收條,便是「交通」的一項證據,自然不肯,因而吵了起來。

  這一吵驚動了船中的殷汝璋,查問究竟,家人將封面上並無受信人姓名的一封信送了上去;拆開一看,內有一張紙條,一張名片、黏在「憑票支銀一萬兩」的所謂「空票」上。名片自然是周福清的姓名;紙條上寫的是:「計開:馬;官卷、顧、陳、孫、章;又小兒用吉。均用『宸衷茂育』字樣。」

  這就是說,用一萬銀子買六個舉人。這六個入闈者,「小兒用吉」很清楚,就是魯迅(周樹人)、周作人,以及周建人三兄弟的父親。「馬;官卷」者,表示此一姓馬的秀才(生員)是現職官員之子,自不難查獲姓名,此外就不知是甚麼人家的子弟了。我以為這票「買賣」,那五家各出正價兩千銀子,另付周福清居間的佣金,大概二至三成;而周福清則在「整批交易」中,將他的兒子周用吉夾帶在內,信手檢個便宜。

  「宸衷茂育」四字便是所謂「關節」;簡言之就是暗號,可由對方授字,亦可由自己設計。周福清的關節,屬於後者;通常事先有接洽的關節,多為兩個字,因為字一多,嵌入某處比較麻煩,如果是常用到兩個字,可指定嵌入八股文的「承題」。因為八股文的體裁,已公式化,起頭「破題」限兩句,以下承題限四句,約廿五字,在這個範圍內,嵌常用的兩字,不致於太困難;如嵌四字,而不落斧鑿之痕,則大可憑真才實學一搏,無不必買關節了。所以自定的四字關節,往往嵌於「起講」之中;起講多少句,並無定法,通常以十句為準,字數在六七十之間。

  周福清的運氣很壞,不但有陶阿順這個蠢材僨事;更糟的是蘇州知府,光緒三年丁丑正科的狀元王仁堪在座。殷汝璋明知道信是投錯了,但他不能說:這封信不是給我的。而當著王仁堪,又不能默無表示;當下將信交給了王仁堪,請他依法處置,以示無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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