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官真做(9)_高陽

九

　　反之，項羽的後方，深受北面的威脅，糧道經常有被切斷之虞。楚軍的主要糧道有二：一條是東西流向的黃河，一條是南北流向通江淮的鴻溝。前者常被在齊的韓信遣輕騎突襲，後者則在彭越的游擊隊活躍的區域，有時截得大批糧食，反繞道接濟成皋，對於漢軍的貢獻很大。於是楚軍常處在飢餓的狀態中，士氣急劇低落，就像漢王劉邦初到南鄭時的情況那樣，部下「開小差」的日有所聞。一世之雄的項羽，困守東廣武，一籌莫展，不得已與漢軍議和，歸還太公及呂后，劃鴻溝為界。當他引兵東還時，張良、陳平諫勸漢王劉邦說：「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接納建議，因而有垓下之戰。西楚霸王項羽的失敗，敗在「食盡」則「兵疲」，而漢王劉邦的成功，則因「足食」而「足兵」。由這一點上看，不難想見任公的「藏粟」，在當時是如何貴重？

　　漢王——漢高祖初年的糧價之高，可能是空前絕後的。漢書「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這裏的「二年」，可能連著下一年，即指公元前二〇五年到二〇四年間的事，因為漢高祖劉邦最先入關，那年十月至霸上，接受秦王子嬰的投降，就以這一個月為漢元年的歲首。這樣，到第二年的九月底都稱元年，這好比現代的會計年度，從當年七月到翌年六月為一年是同樣的道理。

　　這一年，漢高祖從漢中出兵，「還定三秦」，正當項羽焚咸陽宮闕，大火三月不息之後，關中的農田水利，破壞得相當厲害。漢高祖雖然下令將秦始皇父子耗費大量民脂民膏所建造的「苑囿園池」改變為農田，但舊的已遭破壞，新的還在建立，加以軍需軍糧的征發，羅掘一空，則當地米價漲至每升萬錢，固無怪其然。

　　漢書「食貨志」說：「漢興，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又說：「漢興，米至石萬錢」。這當然是指普遍的現象，但一個「五千」，一個「一萬」，有人以為一指平均數，一指最高數，這話雖有道理，似亦不然。合理的解釋是：一指一般地區，一指特殊地區。說得明白些，戰火最烈的地區，米每石一萬錢，此外最少亦得五千錢一石。

　　楚漢相爭，前後雖只五年，但以當時戰爭的型態而言，是中國自有史以來，第一場全國性的總體戰。比較不大受影響的地區，不過巴蜀、江東等地，而以中原被禍最烈，中原一帶又以滎陽附近為尤甚。米價每斛，或照彼時的度量衡稱為「石」，高至萬錢，幾乎為戰國時代的二十倍，正是指這一地區而言。

　　任公的藏粟，就在這個地區。他的大主顧是楚軍。那些跟隨項羽起兵的「豪傑」，自東而西，破城無數。所獲的金玉，此時不能充飢。而飢餓的士兵，不是逃亡，就會作亂。為了穩定軍心，保存自己的實力，不得不多方搜購糧食，於是「豪傑金玉，盡歸任氏。」

　　但是，亂世無法紀，任公的糧食，何以不曾被劫？何以能居為奇貨，作成極有利的交易？這些是極富研究價值的問題。以現有的資料而論，不可能求得圓滿的答案。但以任公以後的表現，可以想見其人的性格，再參照當時社會的一種特殊情況，則亦大致可以瞭解其原因。

　　任公自己，也可說是一個豪傑之士，但基本上他是一個正統派的商人。他的商業天才，可分兩方面來談，第一是眼光銳利深遠。第二是具有卓越的領導才能。

　　他人取金玉而任公獨「窖倉粟」，此固為眼光銳利深遠的明證，但有大量糧食而若不善經營，則在那樣的亂世，適足以自招殺身之禍，所以卓越的領導才能，才是任公成功的主因。他的領導方法，可以歸納為八個字：「恩威並用，以身作則。」先說以身作則，其時富人多奢侈驕慢，而任公謙虛、勤儉，與他的屬下共同操作，人格的影響為凝聚力，則其事業中的成員，必團結為一整體，乃是勢所必然的。

　　任公的「恩威並用」，且留到後文介紹他的「家約」時再細談，在這裏必須要研究的是，他的一種特殊的社會關係。他的這種關係，在「史記」和「漢書」中都未提到，但任何良史都有曲筆、隱筆，未著墨處常有問題存在，只要發現了問題，再研究當時的背景、風尚，就不難得到答案。

　　任公的問題，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他在那個楚漢相爭，提兵百戰，而且饑卒如虎，粟貴如金的地區，何以能夠保存他的藏粟，不被搶劫？不但不被搶劫，而且能夠交易，交易的對象又是「豪傑」，同時賣得很好的價錢，這不是神通廣大得不可思議了嗎？

　　可是，我們只要想一想抗戰期間，在敵我相接而物資可以交換流通的若干地區，如界首等地，有許多「吃得開」的大亨，「陰陽兩界」暢行無阻，就不難瞭解任公能在那樣危險的環境中，大發「戰爭財」的原因何在。

　　任公本人必也是一個「豪傑」，漢書將此豪傑的傑寫作「舛」，便不是一個好字眼。「豪」則正好解釋為現代的「大亨」，史記、漢書中「大豪」的字樣甚多，秦始皇的外祖父，就是趙國的大豪。

　　大豪中之大豪，為戰國的「四公於」——魏國，信陵君魏無忌；趙國，平原君趙勝；齊國，孟嘗君田文；楚國，平原君黃歇。所謂「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即指此「四公子」而言。「遊俠」之起，以「四豪」為濫筋，而其間也有異同。相異者「四豪」為貴公子，而遊俠多出於市井；相同者，「振窮周急，謙退不乏」，「雞鳴狗盜，無不賓禮」。降至末流，「作奸剽攻」，「鑄錢掘家」，那是流氓土匪，徒竊「遊俠」之名而已。

　　遊俠是亂世的產物，因為「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非盛世所能容忍。大致由亂而治，則遊俠的身份作風必有變化：一種是修成正果，成另一型的傑出人物，如近代的杜月笙；一種是淪入魔道，為非作歹。倘或依然結成「死黨」而「背公」，則遲早會發展成叛亂組織，危害國家。漢景帝「盡誅此屬」，就是這個道理。

　　亂世之所以產生遊俠，不外兩種起因：一是國勢衰頹，外敵和盜匪侵夷，集結地方勢力以自保；一是暴虐統治，民不聊生，號召有志之士以自救。這樣，亂世中的遊俠，就不可避免地會與政治發生關係，因應得宜，則此遊俠所領導的自衛勢力，不但可以生存在夾縫中，且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或忌憚，甚至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為敵對的雙方都想爭取的對象，如劇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漢景帝三年，吳楚七國謀反，景帝記起文帝的遺言：倘有緩急，周亞夫可以倚托。於是，拜周亞夫為太尉，領兵平亂。由間道至洛陽，打聽得劇孟還在，喜不可言，他說：「吳楚舉大事，不邀劇孟參與，我可料定吳楚不會有什麼大作為。」

　　天下騷動，而專征的大將，羅致了一個劇孟，彷彿收服了一個敵國，無論就正面或者反面來看，劇孟的份量，重得駭人聽聞。然則劇孟是怎樣一個人，何以有這樣大的潛勢力？

　　「遊俠列傳」說劇孟的行為，「大類朱家而好博」，這與杜月笙也很相像。朱家居遊俠列傳之首，生與漢高祖同時，他是孔子的大同鄉。當時魯人以孔子的關係，特重儒教，而朱家任俠，濟人急難，不計其數。最了不起的一點是，他不管是救人的性命，還是脫人的貧困，從來不形諸辭色，有時甚至連當事人自己都不知道，好像天地間根本就沒有發生過這麼回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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