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官真做(17)_高陽

一七

　　不過，漁與鹽的配合，要在一個人手裏完成，也就是說，一個人同時經營漁業與鹽業，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第一，漁撈區與鹽場，不會恰好在一個地方。魚類固有其集中的地區，漁港亦有漁港的要求，照道理說，煮海成鹽，哪一處海濱都可以，然則何不遷就漁港，就地煮鹽？不行，因為煮鹽亦有其獨特的地理條件。現在台灣北門、布袋的鹽場，所製的是曬鹽，那要在亞熱帶，一年有好些日子的強烈陽光才行，古時的海鹽，確是「煮」成的，煮鹽的平底鐵鍋，稱為「牢盆」，所用的燃料，主要的是木柴，因而理想的鹽場，應該負山面海，便於樵採，燃料的取得才理想。

　　其次，經營漁業與鹽業，是兩套完全不同的生產制度，無論技術、設備、操作過程都不同，唯一相同的一點是：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當時，一個人兼營兩樣以上的工商業，往往出於因利近便，可以互通的緣故。如果僅僅為了魚類加工需要鹽，而耗費大量人力去經營與漁業風馬牛不相及的鹽業，那是件很傻的事。

　　因為如此，漁與鹽雖可配合，在技術上卻不簡單。魚類加工所需的鹽，得要經營鹽業的人來配合。那時還沒有在整個經濟發展的計劃之下，某類物資供給某一特定對象而予以優惠條件的觀念，魚類加工的鹽，也就是食鹽，價錢不便宜，所以醃魚用鹽，不能達到必需的數量，應該用一斤的，只能用四兩或者半斤。這一來，加工的鹽漬魚就難免腐敗而生異味，由「如人鮑魚之肆」這句成語，可以想見鮑魚有氣味，是普遍的現象。秦始皇崩於旅途之中，李斯秘不發喪，將屍體放在車子裏，經一千六百多里的長途，運回咸陽，時逢盛暑，「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由此可以想見鮑魚臭到怎麼樣的一種程度？

　　所以刁間的同時經營漁業與鹽業，是件難能可貴的事。「難」者，不僅需要絕大的資本，在獨立經營鹽業的同時，附帶獲致配合漁業的效果，尤在要有可靠而能幹的人，遠赴不同的海濱去替他管理不同的事業。「可貴」者，能夠以廉價的鹽，供給魚類加工之用，不僅減低了鮑魚的成本，且因鹽的供給充分，可以製成更好的鮑魚。捕魚為生，本來要靠運氣，豐收過剩，魚不值錢，如能獲得加工的便利，則有恃無恐，獲利必豐。

　　刁間的另一項企業是貿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不僅輸出山東的特產，輸入山東所需的物資，而且也在山東以外的地區，買賤賣貴。

　　先說山東的特產，第一是絲綢及其加工品，名聞海內，所以齊地稱為「冠帶衣履天下。」山東絲紡織業的發達，首先要歸功姜太公。他在周初被封於齊，看到那裏只有海濱的魚鹽之利，而營邱即臨淄是「瀉鹵」之地，不宜耕作，得要另外想辦法增加生產。男子可以出海捕魚，海濱煮鹽，婦女幹什麼呢？漁鹽兩業都不適宜女性工作，於是姜太公勸她們紡織。

　　齊地絲紡織業的發展，應該分為三個階段，可能最早是利用野蠶的絲。野蠶稱為柞蠶，柞是木本植物，據「本草綱目」的作者李時珍說：「此木堅韌，可為鑿柄，故俗名『鑿子木』。高者丈餘，葉小而有細齒，光滑而韌，其木及葉子皆有針刺，經冬不凋。五月開碎白花，不結子，其木心理皆白色。」柞蠶以生於柞樹，食柞葉而得名、初生時綠色；以後慢慢變為黃褐色，吐絲亦黃。用柞蠶的絲織成的綢，稱為蠶綢，宋朝稱為「絹紬」，明朝稱為「繭紬」。「爾雅」記載：「有柞蠶食柞葉，可以作綿」，這大概是又稱為綿綢的由來。

　　以後土地改良，「膏壤十里，宜桑麻，」於是養蠶事業，大為發達，當時齊國的紡織業，居海內的首位。齊國進貢周王的貢品，就是絲織品。到了管仲相齊，助桓公稱霸，在經濟發展上所致力的三大生產事業，是農耕、煮鹽、織造。承襲太公的遺風，以織造為女工的專業，管子說：「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然後成為女」，這些不僅是紡織所必需，也是刺繡的工具。是為齊國絲紡織業的第二階段。

　　近代的絲繡，以湖南和江蘇最著名，即所謂「湘繡」和「蘇繡」，而當時名聞天下的是「齊繡」。齊國紡織業發展的結果，連帶染色也很有名。戰國策「燕策」：「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所謂「敗素」，是粗劣的白絹或者白布，但一經染成紫色，身價十倍，化腐朽為神奇，因為齊人多智的又一明證，同時齊人染色的高明，亦可以想見。

　　由於齊國的強盛，一方面貿易發達，一方面各國諸侯、行人、訪聘者陸續不絕，都要購買齊國的上等衣料自用或送禮，所以刺繡品的銷路極好，但刺繡的收入並不高。史記「貨殖傳」說：「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倚市門者何？司馬遷又說：「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說得清楚些，便是為娼。太史公這段話，正是指齊國而言，因為娼妓就是管仲所發明的，而「齊女」的艷名在當時是與邯鄲的「趙女」並稱的。

　　刁間的貿易，輸出齊地的絲織品及刺繡品，必為其主要的業務。齊地的絲織品，最出名的是「阿縞」，阿是指東阿縣，史記「李斯傳」：「阿縞之衣，錦繡之飾」。這兩句話又見於「戰國策」的「秦策」，可知齊地的絲織品，主要的市場，是在關中一帶。當然，東阿縣所出的絲織品，不限於「縞」，史記「集解」：「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可證。此外，沂。泰山區各縣，均盛產麻桑，所以齊魯之間的紡織業，是普遍發展的。

　　但在刁間那個時代，齊國的貿易中心是在臨淄，為各種物資的集散地。其次是孟嘗君的封邑「薛」地，即今山東滕縣之南的臨城，一北一南，為刁間從事工商業的兩大據點。

　　臨淄自春秋戰國到西漢，始終是一個富庶繁華的大都市。當時的大都市，首推代咸陽而興的長安。天下的大族、豪富，大都徙於長安。這種硬性吸收「僑資」的結果，造成長安高度的繁榮。但五方雜處，風俗不純，有錢的人，競相講求生活上的豪華，一般平民又極力向貴族看齊，奢靡之風，成為社會的一種病態。大致而言，長安是一個消費的都市，對於當時經濟發展的貢獻並不大。

　　其次是洛陽，此地為東周的王畿，也是最早的一個商業都市，照戰國時期的地圖看，洛陽適居天下之中，東齊、西秦，南面是韓、楚，北面則魏、趙、燕三國。由於處於交通的中心，而且王畿之民，政治的色彩比較淡，好比現代的許多中立國家的人民那樣，旅行可以獲得許多方便，因此，洛陽的人做生意是出名的。雖然商人的地位不如工與農，而洛陽人民特別看重，或者說喜愛經商，像大禹治水一樣。他們可以三過家門而不人，以常年在外經商相矜耀。有這種敬業的精神，才會產生白圭那樣的人。刁間私淑白圭，他的理論和業績，我在後面將會談到。

　　再次是大梁和邯鄲，一在河南，一在河北，和偏西的洛陽鼎足而立，構成中原交通網的支柱。邯鄲是趙國的都城，戰國末期，此地是各國政客和間諜活動的中心，以美色聞名天下，及至秦漢一統，邯鄲的地位逐漸末落。大梁就是開封，這裏地勢平衍，張儀所謂「諸侯四通，條達輻輳，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為「四戰之地」，易攻難守。大梁的交通極其發達，「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但都是過境。史書上不見大梁有大企業、大商人的記載，主要的原因，即在於投資大梁，太無保障。戰火侵襲，隨時有遭受嚴重損失的可能。楚漢相爭，大梁被破壞得相當厲害，所以漢興以後，大梁的地位比邯鄲更不如。

　　其時的新興都市是成都，而大致能夠保持原來地位的，是臨淄。臨淄與長安正好相反，它是一個生產的都市。也與洛陽、邯鄲不同，這兩個都市因為交通的便利，而促進了工商業的發達，臨淄則因工商業的發達而促進了交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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