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官真做(36)_高陽

三六

　　西康榮經縣，現在有兩個遺跡，一個名為「鄧通城」，是他免職家居還保有銅山時的住處；另一個就是「餓死坑」，鄧通死後，頭上連根銅簪子都沒有。

　　鄧通得罪餓死，他的合夥者卓王孫未受影響。這因為景帝的目標只在鄧通，不願株連。同時卓王孫原有臨邛、榮經兩處合法的銅山，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無須違法到國境以外去盜鑄。凡是大企業家，事業只要上了軌道，有了制度，往往只有一個因素可以使他垮下來，那就是作非法的勾當而受罰。否則即使遭遇了極嚴重的意外，如戰亂等等，依舊有復起的可能。卓王孫因守法而免禍，就是一個最顯明的例子。

　　不過，鄧通獲罪，他受賜的銅山必由國家收回，卓王孫與他的合夥關係，當然亦告終結。就這樣，卓家的財富，依然無人可及，同時冶鐵的事業仍舊存在，僅僅守成，亦可數世不愁衣食。

　　卓王孫那時應該是四十歲左右。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其中一個女兒叫文君，生成絕色，皮膚尤其好，柔滑如脂。她從小嬌生慣養成任性外向的性格，所以放誕風流，艷名四播，不幸紅顏薄命，她十七歲就守了寡，卓王孫把她接回家來住，一則是養尊處優，在娘家的生活舒服，再則深知這個女兒的性格，怕鬧出醜聞來，面子上不好看，接回娘家，自有防範的意思在內。

　　其時臨邛的縣令名叫王吉，他有個好朋友叫司馬長卿，是成都人，本名犬子，因為仰慕藺相如的為人，改名相如。司馬相如喜歡讀書，也學過擊劍，在文學方面，是個不出世的天才。他家的境況不壞，所以做了「郎」，官拜「武騎常侍」。

　　漢朝有這樣一種制度，選拔富家子弟，充作皇帝的侍從，稱為「郎」。後世以郎為年輕男子的美稱，即由此而來。因為侍奉天子，所以又稱「侍郎」，又有「侍中」、「中常侍」等等職稱。「郎」的官俸不高，而服裝車馬極其講究，因而非富家子弟不能做，但天子近臣，身份不同，而且只要有才幹，極容易受到賞識。不幸地，景帝對於文學，並不愛好，同時司馬相如口吃，而在皇帝左右奔走，頂重要的是奏對敏捷，所以他做官並不得意。至於他本人的作風，又不脫文人散漫自適的本性，更不宜做這個需要隨時注意儀容，保持警覺的宿衛郎官。這樣，即不得意，又感拘束，他便起了棄官的念頭。

　　其時封建諸王，最有勢力的是梁孝王劉武，他與景帝同為竇太后所生，景帝看待他，自與別的異母弟不同。又以吳楚七國之亂，梁國的位置在河南、山東一帶，正居中原，為戰略上的要地，所以發生了極大的阻擋作用。事平論功，梁工居首。竇太后也偏愛這個小兒子，賞賜不可勝數。於是梁王大治宮室，廣結賓客。四方豪傑，雲集大梁，山東「稷下」一派的學者，如鄒陽、枚乘等人，亦為梁王的上賓。

　　景帝即位的第七年，梁王入朝，這些學者也都跟著到了京城。司馬相如跟他們談得非常投機，因而告病辭官，投入了梁王門下，在梁國住了好幾年，有名的「子虛賦」，就是他此一時期的作品。

　　這樣，過了五、六年諸侯門下飲酒讀書的閒適生活，忽然遭逢意外——梁孝王在出獵途中，一病而亡，居停既逝，門客星散，司馬相如潦倒還鄉，境況十分艱窘。

　　就在這困處愁城的日子中，他接到了臨邛縣令王吉的信，信寫得很簡略：「知道你宦游不得意，來看我。」

　　信雖簡單，準備為他想辦法的誠意，並且必有辦法好想的把握，是很顯然的。司馬相如也知道臨邛多富翁，有好朋友在那裏做縣令，這個秋風大可一打，所以決定接受邀請。

　　當然，他懂得打秋風的方法，最要緊的是不能露出寒酸相。於是悉索敝賦，把能夠變錢的東西，統統賣光，湊足一筆盤纏，作背城借一之計。因此，到臨邛的時候，車馬僕從，一應俱全。派頭相當不壞。

　　在王吉是早就設計好的，親自出城迎接，把他安置在公家的「招待所」裏，就像接待貴人那樣，每天都要到招待所去謁見請安。司馬相如也擺出貴人的架子，接見了幾次就厭煩了。等把名刺遞了進去，叫僮僕出來擋駕，說有病不見。而碰了釘子的王吉，依然一天一趟，報到不誤。

　　這一下，臨邛縣民紛紛猜測，不知來了個什麼貴人？看他的架子這麼大，縣官這麼恭敬，可知官階一定不小。這些猜測，越傳越盛，終於傳到了卓王孫耳朵裏。

　　卓王孫的架子也不小，縣官並不在他眼中。平時只在他那佔地十里之廣的大宅裏納福，偶然出門，也無非與他的同行，也是巨富的程家和鄭家有所往來。這一天偶而聚在一起，談到了住在招待所的這一位貴人，都覺得他的來頭似乎不小。

　　於是卓王孫說道：「王縣令總算是個很知趣的人，我們給他做個面子吧！」

　　「這個面子怎麼做法？」

　　「請王縣令的貴客吃個飯，如何？」

　　大家都同意了，並且讓卓王孫來做東道。挑定了日期，大發請帖，邀了有上百的陪客。司馬相如的請帖，自然由王吉轉交。

　　到了那一天。王吉奉召唯謹，一早就到了卓家大宅。宴會設在盛開的桃李所圍繞的一座大廳中，那座廳用采自深山，具有濃烈芳香的楠木和柏木作棟樑，壁柱之間畫著雲霞仙女，山靈水怪，飾以黃金、白玉、明珠，和孔雀的翎羽。地上鋪著用犛牛毛所織，稱為「氍毹」的彩色地毯。黑漆彩繪的食案上，所擺的餐具是小口廣腹的金罌，和金銀鑲裹，號稱「蜀杯」的玉碗——這樣的餐具，不是只有幾份，而是上百賓客，每人一份。

　　一看這場面，王吉知道自己的初步計劃實現了。他首先向主人表示，為他的貴客設此盛宴，十分感謝。然後介紹司馬相如，以天子的近臣而為雄藩的上賓，什麼恭維吹噓的話都加得上去。這一下，不僅外面的陪客聽得不勝神往，連深閨中的卓文君都被驚動了。

　　但是這位貴客的架子實在太大，一直到日色正中，未見駕臨。卓王孫心中未免不快，「大概不會來了！既然不肯賞光，也是無可奈何之事。」他向大家招呼：「莫為他耽誤了我們的行樂，各位請人席。」

　　就在這時候，司馬相如派他的僮僕送了封信來，說偶感不適，不能踐約，請王吉代向賢主人致歉。這封信當然寫得異常典雅，王吉傳示座容，無不讚歎，但亦更覺悵惘，特別是做主人的卓王孫，掃興無比。

　　看見這樣的情形，王吉便自告奮勇，說好歹要把他請了來，跟大家見一面，才不負賢主人的盛意。於是在卓家門客陪同之下，驅車到了招待所。司馬相如「抱病」出見，經不住慇勤相勸，總算很勉強地答應赴宴。

　　一到卓家，滿堂傾倒。因為「腹有詩書氣自華」，何況以禁中近臣而為王府上客，珠履三千的大場面，見得多了。像這樣上百人的盛會，如果別人為主客，多半會難於應付，而司馬相如，從容周旋，無不中節，光是這一份鎮靜的功夫，便不能不佩服。

　　再有一層，臨邛雖多富翁，豪侈不減王侯，但到底偏處一隅，不免帶些「土」氣。因而司馬相如的服飾舉動，就格外顯得與眾不同，別有一種高貴雅緻的趣味，相形之下，主人和陪客都有自慚形穢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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