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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〇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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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潘復未奉派到南京調查以前,京滬各大報的記者,紛紛出動採訪,所記「官方人士」的說法,亦頗有道理,若說「國事日非,遂萌厭世之念」,那是將北洋軍閥的人品,捧得太高了,連他們自己都不會有一個相信。不過,李純好名是事實。而在江蘇,聲譽大損,這是促成他自殺的一大動機。他在江西除了喜歡薦用親戚同鄉以外,對民政絕少干預。直皖戰起,一改常態,不待北京政府命令,擅調一貪污有據的俞某為財政廳廳長,又保薦王克敏為省長,大為江蘇士紳所反對。北京為了顧及民意,收回成命,改任王瑚為江蘇省長。至於財政廳長,李純不肯讓步,他坦率表示,財政為軍事命脈,必須是他信任的人,才能確實控制餉源。這也是實話,北京政府便准他另行保薦。 這回保薦的是,他在江西所收的乾兒子,姓文名龢,據說是文廷式一家。文龢隨義父到了江蘇,當的都是肥缺,先主煙酒公賣,後調兩淮鹽運使,名聲當然不會太好,所以江蘇仕紳反對如故。省議員中有人提倡「蘇人治蘇」,所見太狹,不足重視。江蘇省教育會、上海縣商會等等人民團體的一通聯合通電:「徒以軍民有分治之名,無分治之實。軍費日漸增加,民政無由發展,倘財政再入軍署私人掌握,蘇民其何以堪?」言簡而意賅,非常有力,省議員且曾表示,如果北京政府一定用文龢,江蘇將以拒絕納稅,作為抵制。 此時的報紙,日日有攻擊李純的報導與評論,漸漸形成一種江蘇人對江蘇省長的主張,除了文龢在任不納稅以外,另外兩點是:「外債以蘇產作抵,蘇人不能承認」及「李純既如是跋扈,中央應明令解職」。 據說李純在看報以後,曾經痛哭,自道:「我在江蘇,撫躬自問,良心上對得起江蘇人。如今為了一個財政廳長,如此毀我的名譽,有何面目見人?」接著便命副官到機器局,將他交修的手槍,取了回來。這管手槍,便是他用來自戕之具,時間是在十月十二日凌晨四時許。 到得天明,齊燮元召集江蘇省長王瑚、四省剿匪總司令陳調元等人,到督署開會。報告李純自殺,保薦他為督軍,同時公佈了遺書。 遺書一共五封:一是道自殺的原因;二是對國事的期望;三、四是分別交代江蘇、安徽的政務——轄區本有江西,大概由於江西督軍陳光遠,在李純一發表為蘇皖贛巡閱使時,即有不受節制的表示,所以對江西政務的交代,獨付闕如。 第五封寫給他的胞弟李桂山,說「為官二十餘年,廉潔自持」,可是遺產有二百數十萬元,來源是「祖遺產」、「一生所得薪公」及「實業經營所得」,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隸災賑,以四分之一捐助南開大學堂永久基本金;其餘半數,作為嫂弟闔家養活之費。」像這樣能說出私財的具體數字及其來歷,似乎遺書又非他人所能偽造。究竟自殺的真相如何?唯有等「中央大員」到達,才有水落石出的可能。 *** 潘復帶著隨員到達南京,由齊燮元陪著在行館中安頓略定,第一件事當然是到李純靈前去行禮。 靈堂設在督軍公署西花廳,齊燮元派人代為預備了清香素果的祭品,上香行禮既畢,孝子磕頭答謝,李純的參謀長何思溥延賓到客座待茶。方在寒暄之際,只見四十來歲的一個中年人,頭戴白結子的青布小帽,身穿毛邊黑布薄棉袍,形容慘淡地走來,朝潘復面前跪下來就磕了一個響頭。 「不敢當,不敢當。」潘復急忙避開,問何思溥說:「這位是什麼人?」 「秀公的令弟桂山先生。」 既非孝子,何故行此大禮?潘復益覺不安,趕緊從側面去攙扶,口中說道:「請起來,請起來!有話好說。」 「先兄死得很慘。他一生愛惜名譽,不想落得如此下場,要請次長成全。」說完,又磕了一個頭,方始掩面哭著退了出去。 潘復與隨員們都是狐疑滿腹。何思溥便即說道:「齊督軍在簽押房敬候次長,請!」 潘復看出事有蹊蹺。齊燮元的話,看起來不宜令第三者與聞,當時便向隨員使了個眼色,一個人去會齊燮元。 簽押房中設著煙榻,齊燮元很客氣地說:「次長請升炕。」 潘復正要過癮,便道聲「多謝」,在上首躺下。齊燮元隔著煙燈,躺在對面相陪。有個長身玉立的丫頭,便端張小凳子,坐在煙榻前燒煙。潘復一面應酬主人,談談京中近況,一面抽煙,抽足了二十四筒上好「雲土」,癮已過足,向主人說道:「你請吧!」 「謝謝!我跟此物無緣。」接著便向丫頭說:「你下去吧!不必在這裏侍候。」 顯然的,一榻聚首,更無六耳,必是有極深的內幕相告。 「秀公死得很窩囊,」齊燮元說,「而且到死都不明白是怎麼死的,成了個俗語所說的糊塗鬼。」 「喔,」流言一半證實了!果然不是自殺。潘復問道:「出了什麼意外?」 「是讓馬弁打死的!」 潘復簡直震驚了!一蹶而起,睜大著眼問:「是謀逆的案子?」 「倒也不是謀逆。」齊燮元也坐了起來,低聲說道,「帷薄不修,大損秀公一世英名。我迫不得已,從權處置。請潘次長格外體諒,為死者留個面子。」 「自然,自然!只要辦得到,我一定效力。不過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唉!亦是多內寵之故。秀公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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