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公子(17)_高陽

一七

　　方以智於順治九年南歸，其最初託跡之處，於考定其生平殊有關係。余著《方以智晚節考》，以為有自平樂歸後，即在匡廬掛錫，其實不然，已如前述。為補余著之疏，進一步略考方南歸後初期的行蹤如下：

　　一、施愚山《無可大師六十序》云：「余昔奉使，經蒼梧……至匡廬同遊五老、三壘間，旬日始別。」

　　按：旬日始別者，非僅施別於方，亦方別於施。兩人「從平樂經江西而歸」，同遊廬山後，施北上回京覆命，方則東歸桐城。

　　二、歸桐城未幾，即去金陵，在高座寺坐關。侯方域《與方密之書》，自道在宜興時，即聞方「止於高坐寺」。又送《何子歸金陵序》末有語：「今聞於高坐寺為僧，何子歸，試以語之。」此何子，亦為侯方域「述密之還里月日甚詳」的「何三次德」。何次德，行三，名杲。

　　按：序中著一「聞」字，顯見得方以智在高坐寺，非何杲告於侯方域者，甚至亦非何杲所知，以意測度，方以智既已出家，無在俗家久住之理，到桐城後，亦必擇一古剎掛單，還家一謁老父，囑咐妻子盡心侍養，旋即飄然遠引，止於金陵高座寺。或者何杲亦不及知。

　　余著用力甚勤，何以獨於此節疏忽？當是為《清史稿》所誤。《清史稿．方以智傳》「其閉關高坐時也」云云，已見前引。而此傳實採自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原文為「先生閉關高座寺也」，落一「寺」字，遂大有出入。因為「高坐」，或作「高座」原為禪門用語之一，講經說法，例必高坐，雖落一「寺」字，文義依舊可通，因而余君偶然放過。

　　侯方域所說的「高坐寺」應為「高座寺」。以《送何子歸金陵序》證之，此寺確在金陵。但查《嘉慶一統志》、《清涼山志》，以及《實用佛學辭典》，均無此寺。但《高僧傳》有慧進者，駐錫「京師高座寺」，卒於齊武帝永明三年，年八十五。此京師即金陵，原來高座寺乃「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六朝古剎，至清猶存，應該亦是有名的叢林，熟於僧史者，必能述其涯略。但可決其必非天界寺，因為天界寺建於明洪武中，非六朝之遺。

　　方以智晚年逃禪，雖示不仕清的決心，亦以俗緣未斷，只覺君親兩不可負。至於對恢復明室，經過弘光、永曆兩個年號，實已灰心。因此，康熙十年被逮，說是「密之罪狀，必屬謀反」之類，亦頗有商榷的餘地。

　　方以智晚年定居江西吉州青原山淨居寺，死於康熙十年，歷來皆不知其死因。鄧石如輯《清詩記事初編》，敘方以智次子中通生平，兼及其父云：

　　「以智晚年住持廬陵縣河南十里青原山，康熙十年辛亥，以事被累入粵，卒於道中……今讀此集陪詩卷四為《惶恐集》，紀其事甚詳。『惶恐』者，以智卒於萬安舟中，即文山集之惶恐灘也。中通亦在桐城就逮，事歷二年，經皖、贛、粵三省，賴周亮工營救得白，又以他事坐繫獲釋。究為何事，一字未及。」

　　鄧石如又述方中通之學云：

　　「中通……當從西洋人穆尼閣布算，又問學於湯若望，熟讀利瑪竇之書，通歷算之學，與湯聖弘……梅文鼎為友。撰《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別刻《陪集》以載詩文。迄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曰《陪古》三卷、《陪詩》七卷，《陪詞》一卷，又刻《續陪》四卷，則詩文不分。」

　　按：方中通詩文集，稱為《陪集》，表示詩文皆得自父授，不足以自成一家，為《浮山集》（方以智詩文集）陪襯而已。

　　余英時據鄧記，斷為方以智乃被逮赴廣東時，舟過文山《過零丁洋》詩中所提到的惶恐灘，有感而自裁，其論斷是：

　　「甲申之歲，密之不死，可以見諒於世人者也。辛亥再陷縲紲，上距永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時而仍不惜對簿虜廷，苟延殘喘，雖密之號愚者，余知其決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當時所處之情勢言，其最適當之死所，殆莫惶恐灘若。此所以舟過萬安，抵惶恐灘頭，密之遂不得不死矣！」

　　余英時此論，極其精確。方以智之死，即在不願「對簿虜廷」，死志固已早萌，但死非其時、其地，則易滋人誤會，以為畏罪自盡，此為方以智所決不甘於忍受者。是故，筆者以為可以進一步論斷，自裁於惶恐灘，乃方以智早經選定的畢命之地。

　　方以智獲罪，究為何事？余英時亦未能考據，僅據方以智幼子中履文集中，「兩言『全家齏粉』」，以為「密之罪狀必屬謀反之類」。這樣推斷，自然合理，但方以智實無「罪狀」；不過他人誣以謀反而已。而此誣也，實亦並不難辯白。不知者，一聞方以智被逮的原因，「咋舌搖手，如疫癘猛火不敢近」；知者則必能辨誣的信心極強。

　　方以智為人所誣，幾罹巨禍，以不甘對簿虜廷，而自裁於惶恐灘。自況其追步文信國的節概，據鄧石如、余英時先後考證，已成定論。所成疑問者有二：第一，被誣者是何案？雖可想像為「謀反大逆」，究係那一樁逆案？「通海」之餘波，永曆之遺烈，還是三藩之變，或者「朱三太子」案？第二，方以智有子三人，長幼無恙，獨獨仲子方中通兩受其禍，此又何說？

　　我以為這兩個疑問，決非無望解決。清初文集、筆記以及官文書，浩如煙海，若能遍搜，或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求證之先，筆者「大膽」提兩個「假設」，借為線索。

　　先說第二個疑問，竊以為仇家構陷，怨從子起而「禍延顯考」。如前引，方中通乃清初「疇人」之一。而清初曆法之爭，科學打倒玄學，乃中國科學發展史上極重要的一頁，亦為形成康熙性格中極可寶貴的科學精神，而成就其為中國歷史上一位異常傑出的統治者的誘因，所關匪細，值得不憚煩一述始末。

　　明朝的戊申《大統曆》，實即元朝郭守敬所造的《授時曆》，但節氣及日月食的推算，參用《回回曆》。回曆與陽曆大同小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十二宮，即十二個月，正至三月各三十一天，四月三十二天，五至六月各三十一天，七至八月各三十天，九至十月各二十九天，十一、十二月各三十天，遇閏年則十二月加一天。

　　《大統曆》用至成化年間，日月食時刻的推算，常有失誤，但憲宗不罪欽天監的官員，以為「天象微渺」，推算有誤，不足為非。像憲宗這樣的庸主，當然不會知道天象運行有常，若得其法，是可以準確推算的。他的意思是，天象下應人事。英宗北狩，遇土木之變，蒙塵塞外；景帝即位，迎英宗回京，幽居南內，結果又有奪門之變而復辟。這一連串的大變化，是任何人所夢想不到的，豈非「天象微渺」難憑？

　　弘治、正德間，誤差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很明顯的，《大統曆》的所謂「曆元」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已，至正德年間已歷時二百三十多年，分秒之差，年積月累，失誤自大；於是改曆之議復起。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到了世宗即位，他是篤信神仙的，嘉靖七年、十九年兩次推算日當食而未食，證明誤差已到了非修正不可的時候，也就是《大統曆》的缺點已充分暴露，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而「帝喜以為天眷」，因而終嘉靖之世，無人敢言改曆。

　　萬曆末年，西學傳入中土。利瑪竇挾天算之學為有識之士所尊重；推算天象，屢次獲得證明，精確勝於古法。至崇禎初年，在徐光啟的極力主張，以及思宗的支持之下，修曆之議逐漸成為事實。但尊古法者固極力頑抗，思以逞異說而取富貴者，亦頗有人，因此修曆共設四局，各搞各的。四局者：大統、回回、東局、西局。西局由徐光啟的繼承者山東參政李天經主持，成員皆西洋天主教士；東局則別具一說，而多少具有投機性質的曆學家魏文魁所領。崇禎十年正月初一日食，四局預推的結果如次：

　　一、大統：食一分六十三秒。
　　二、回回：食三分七十秒。
　　三、東局：游氣侵光三十餘秒。
　　四、西局：京師見食一分一十秒。應天（南京）及各省分秒各殊。雲南、太原不見食。此外初虧、食甚、後圓時刻亦各異。

　　事後證明，惟有西局所推皆驗。於是崇禎決定廢《大統曆》用新法。而遵古者，抗章交諫，並策動太監作內應，反對新法。這樣遲延到了崇禎十六年，三月初一日食，又是西局所測獨準。這年八月下詔：「西法果密，即改為大統曆法通行天下。」可惜「未幾國變、竟未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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