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公子(20)_高陽

二〇

　　又《論交篇》云：

　　「憶昔患難傾門戶，不肖捐軀繫圜土。」兩言「捐軀」，又道「恥不與黨先自陳」，似乎「粵難」之作，方中通先不在被收的名單內，乃是挺身自任，思為父代死。方以智三子俱孝悌，何以長幼俱無動作，而獨中通奮身？此或者禍由中通而起，非如此不足以為人子。再進一步推究，方中通的「自陳」，當然先經過「家庭會議」同意；而同意的緣故，可能非方中通自到公堂，不足辨其父之被誣。至於繫獄以後，又有不肯出獄的情形，《題結粵難文》有句：「憐我不肯脫羅網，委屈導我真纏綿」；又云：「非是不遵宛轉之殷情，乃深痛吾老親之不測」，其情事如見。蓋問官必以案內無方中通之名，宛轉開導，勸其自脫羅網，而方中通堅不出獄。所以然者，方以智自裁於惶恐灘，究係畏罪，還是完節，心事不明；必待昭雪，使方以智的本心大白，始肯出獄。明乎此，始知《論交篇》中「感余熱血憐余癡」的「癡」字，應作何解。

　　問題是在這裡，方中通何以必欲「代父直心直如矢」？《論交篇》中又道，「我父生前受名累，身後患難尤難堪」，何以謂之「身後患難」，又何以較之生前尤為「難堪」？唯一的解釋是方以智的被誣，乃是名節被污，其所惡有甚於死者。不願「對簿虜廷」，下拜於異族衣冠之前，惟有一死，可免此厄。而既死則不獨自洗其無端之污。且當時談及方案，如遇猛虎瘟疫，避之惟恐不速不遠，則期望公道自在人心，輿論能為之洗刷，亦不可能。是故方中通「不畏死，血滿紙，痛哭陳情詳院司」。而方中通妻陳舜英，《粵難作夫子被羈》一詩：「便捐男子血，成就老親名；君指天為誓，余懷刃是盟」，亦道出底蘊，方中通「指天為誓」者，必是父誣不白，寧死不出獄。此與季辛吉名譽不能洗刷，便當辭職的堅決表示，意思約略相仿。

　　於此，可知方氏仇家所構陷方以智的罪名，必然以智九死所不甘誣服者。論案情，則自為牽涉及於可召族誅巨禍的謀反大逆；但以忠於明室的遺民反清，理所當然，即或被誣，於名節何損？而竟非以死相爭不可，則所誣以何案，略知清初史實者，皆可指而出之。留待後論。

　　我又頗疑，構陷方以智者，為方中通的至交，甚或曾同問學於穆尼閣。《論交篇》起始，以二十餘句強調人情險巇，決非無因而發，餘如次：

　　「交道誠難論，何況在今日，變幻態無窮，險巇情不一。張耳、陳餘少相知，安知兇終機在刎頸時？孫臏、龐涓不同學，安有復有黥刖之慘，馬陵之悲？茫茫天地一開眼，古令人情若印板，愈厚愈密愈益疏，四海九州之人如同產。噫嘻膚上毛，欲割便揮刀；區區膠投漆，何得久堅牢？又如相依復相遷，幸舍代舍遷不倦；今朝武安座上逢，昨晚魏其門下見。較量輕重只爭毫髮間，趨舍何必死生與貴賤？」

　　此詩引用古人凡五，「今朝武安座上逢，昨夜魏其門下見」，乃指籍福。「幸舍，代舍」典出《史記孟嘗君傳》，處賓客的館舍分三等：傳舍、幸舍、代舍。總結此詩所引五古人而欲表達其對交道的看法是：見利忘義。引孫臏、龐涓的故事，則又似同學忌才。總之，整首詩以三分之一的篇幅以證交道難論，決非全然為了反襯下文「忽然一遇侯公子」；而是有本事在內的。

　　至於當時新舊派曆法之爭，則不僅學術之辨，意氣之爭，更關乎生死禍福，窮通富貴，其事之嚴重，以及爭鬥之烈，遠超過後世的想像。只以在學術上康熙親自主持，且新優於舊，亦成定論；故舊派無法翻案，其爭鬥過程，遂亦漸漸泯滅；蛛絲馬跡，猶可想見彷彿。阮元輯《疇人傳》，楊光先傳後有論。

　　「論曰：錢少詹大昕曰：『吾友戴東原嘗言：歐羅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毀之，蓋深惡之也。』光先於步天之學本不甚深，不旋踵而敗，宜哉！然《摘謬十論》……則固明於推步所不能廢也。元（阮元自稱）所藏《不得已》卷末有雜記數條，不著撰人名氏，中一條云：歙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為西人毒死。」

　　洋人購楊光先所著《不得已》而毀之，其事不可知。戴東原雖為大儒，於永樂大典中搜得王錫闡、梅文鼎所未及見的算書，能正偽補脫，可知其天算之學的造詣，但戴氏著作中，有《氣穴記》一卷、《葬法贅言》四卷，是猶不免將天文地理與堪輿混為一談。則於曆法惡西洋而為楊光先張目，亦無怪其然。至於「西人毒死」楊光先，就情理而言，殊不可能。不過，楊光先一疏，謂選榮親王葬期錯誤，用心實嫌惡毒，湯若望被誣既已大白，楊光先陷諸台官於死而竟不抵罪，自為死者家人親友所不甘，因而採取報復行為，或者有之。

　　以上假設禍由方中通而起，乃因介入新舊曆法之爭而結怨；或者為人見利忘義而出賣，皆待進一步求證，始可判斷此假設有無成立的可能。但方以智被誣的謀反案，必與吳三桂有關。換言之，即助吳三桂謀反，則筆者自信，此一假設，定必不誤。

　　吳三桂叛清，事起於康熙十二年冬，但異謀早著；而滿清忌吳，則更早始於吳三桂入緬殺永曆帝以後。劉健述所著《庭聞錄》卷四：

　　「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詔加吳三桂爵平西親王。二年，奏繳大將軍印。有內大臣諭三桂子額駙應熊曰：『往日永曆在緬，邊方多故；故予若父將印，重事權也。今天下大定矣！據之不還何為者？』三桂不得已具疏上之，怏怏不懌。」

　　此為忌吳的明證。康熙自言，親政後以三事自矢，必欲底成。其一即為撤藩。自鱉拜伏誅，開始積極著手，而以吳三桂為第一目標。

　　按：康熙八年五月誅鱉拜後，六月以米思翰為戶部尚書；九年二月以金光祖為廣東廣西總督，馬雄鎮為廣西巡撫；四年以蔡毓榮為四川湖廣總督；七月以王輔臣為陝西提督；十年五月以朱國治為雲南巡撫，十一月以明珠為兵部尚書。據此人事調動，可以析出其意義如下：

　　一、康熙自誅鱉拜後，立即開始部署撤藩，而以米思翰調補戶部尚書為其起點。

　　二、撤藩的第一目標為吳三桂；亦以吳三桂難制為第一顧慮。康熙九年對西南、西北文武大員的調動，完成了對吳三桂包圍的態勢。

　　三、康熙十年調朱國治為雲南巡撫，為對吳三桂態度強硬的表示。而以明珠為兵部尚書，則是決心用兵了。

　　這三點分析，可從上述諸人的背景、性格求得解釋。茲先述米思翰，此人出身於滿洲八大貴族之一的富察氏，至乾隆年間極貴，米思翰子李榮保，為高宗孝賢純皇后之父。李榮保子傅恆為大學士；傅恆子福康安「一身被異數十三」，而實為高宗的私生子，筆者別有考證，不贅。《清史稿．米思翰傳》：

　　「米思翰……授內務府總管，輔政大臣從假尚方器物，力拒之。聖祖親政，知其守正，授禮部侍郎；八年擢戶部尚書，列議政大臣。是時，各直省歲賦，聽有政使存留司庫，蠹弊相仍，米思翰疏請通飭各直省，俸餉諸經費所餘，悉解部。由是勾稽出納權，盡屬戶部。十二年，尚可喜疏請撤藩。吳三桂、耿精忠疏繼入，下戶兵工部，米思翰與兵部尚書明珠議，三藩並撤。有言吳三桂不可撤者，以兩議入奏，米思翰堅持宜併撤，議乃定。」

　　撤藩原為康熙早已默定於心的決策，但當時滿清親貴大臣中或畏三藩勢力；或受三藩籠絡，反對撤藩者甚多。吳三桂子應熊又尚至為額駙，等於他父親派在京中的坐探，所以康熙對撤藩之意守持甚密，惟與少數近臣密商，米思翰與明珠皆力贊帝意者。其後米思翰一家之貴，固與此不無關係。明珠貪黷弄權，而康熙曲予優容，在撤藩之先，康熙深思熟慮，早已料定，決不能如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輕易；如最後決裂，不能不用兵，則所持者何？自應有一打算，用米思翰為戶部尚書，並即展開整理財政的工作，即為籌餉的開始。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