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冊(8)_高陽_學達書庫

八

　　往返奔波六千里，湯祖契終於帶著兒子和姪女兒重新回到家鄉，那已是第二年，也就是清朝順治二年的年底了。

　　睢州城內，一片荒涼；湯祖契訪尋終日，才找到了家園的原址。父子倆一起動手，就斷垣殘壁間，草草搭起一座聊蔽風雨的茅棚，暫且安頓了下來。

　　重建家園的工作，相當艱難，但也相當順利；順利的是湯家一向待佃戶忠厚，而湯祖契的熱心、魄力，又是久為鄉里所信服的，所以聽說他們父子回鄉紛紛不期而集。但是，「人多好做事，人少好吃飯」，接著這番順利號召而來的，便是覓取糧食的艱困——大亂之後，所缺乏的一定是糧食、種子、農具和耕牛；這時唯有跋涉他鄉去設法買糧食；人多糧少，就只有束緊褲帶，半饑半飽。

　　湯斌少年時的境況優裕，但這幾年傷心慘目的生活，已經把他磨練成一個最能吃苦的人；起先是不忍之心，吃得太飽，會使他想起活活餓死在溝壑之中的老弱婦孺，反覺胃中不舒服。以後書讀得多了，便有這樣一個心得：「節用最關治道！」秦滅漢興，如果不是文帝的儉樸，何來以後的盛世？「開元之治」媲美貞觀，只以玄宗不知節用，幾年功夫，就召來安史之亂。同時他也深深體察到，多少有抱負、才具的好官，原可以暢行其志，把自己的分內之事，處理得井井有條，處處妥貼，只以不知節用，在取予之間不謹，或則清譽有玷，受人挾制；或則一時收功，留下後患，特別是地方大僚，犯這個毛病的很多，像胡宗憲，能用俞猷、戚繼光平定東南沿海的倭亂，但起居奢華，擬於王侯，一方面造成奢靡的風氣；一方面又造成了賄賂的風氣，貽害無窮。看到了這一點，湯斌不須立志，自然而然地就能夠甘於藜藿。

　　湯家，很快地又顯得熱鬧了；湯斌娶了馬秀才的女兒，是個極賢德的妻子，婚後一年，生了兒子。依照族譜中的排行，湯斌這一輩用「文」字，下一輩用「水」字，湯祖契替長孫取名為湯溥。

　　湯斌的堂弟，也就是他那死在歸德的叔叔的兒子，流落在曹州府，為一個鄙吝的土豪所收養。那土豪知道湯祖契到處在打聽侄兒的下落，曾有話傳出來，不惜任何花費，但求尋著侄兒，因而把這個湯家的少年，視作奇貨；偽造了一張契約，說湯祖契的弟弟，是把侄兒子賣了給他的，數年衣食，所費不貲。這樣經過多次的談判，託人居間調解，湯祖契才能把侄子贖了回來，為他娶妻，同時還分了兩百畝田給他，希望他能撐起自己的門戶。

　　然後，湯祖契自己也續了弦；那是出於湯斌的勸諫。湯祖契雖是望五之年，身體卻異常健碩；但老來無伴，而且有些起居瑣事的侍奉，又非兒媳婦和侄女兒所能盡心，湯斌覺得父親應該有個伴，而他又是不主張納妾的，所以表示希望有一位繼母。

　　他的繼母姓軒，是個老小姐，嫁了湯祖契覺得相當稱心，因為那一雙比她小不了幾歲的兒子兒媳，對她盡心盡禮，異常敬重。不久，軒夫人生了一個女兒，湯斌則又生了一個兒子；人丁興旺，而且上慈下孝，越發顯得一片發皇的氣象。

　　就在這儉樸安定的幾年中，湯斌在學問上已大有成就；他是個於書無所不窺的淵博之士，但他沒有陷溺在書城中，而且對那些成天鑽入書本裡，不問世務的人，不以為然。

　　因為正心誠意的理學，往往流於空談，「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試問於世事何補？還有一班學者，以考據的態度，窮年兀兀，去分辨朱熹和陸九淵的異同，以及宋朝程、朱一派和明朝王陽明一派如何抵觸？於是門戶之見，頑固不化；信奉程、朱的，只要罵王陽明，就算是衛道之士。這種態度，在湯斌看來，根本就不是有用的讀書人。

　　因此他有幾句話，成為當頭棒喝：「學者讀書，不務身體力行；專為先儒辨同異，亦是玩物喪志。」因此，他不薄程、朱，而更信服王陽明，因為王陽明是知行合一，能夠將他的讀書心得，經世致用的人。也因為如此，他不願做個隱士；同時他覺得必須應考入仕，只有通過這條途徑，他才有為生民造福的最大的機會。

　　於是在中了舉人以後，他在順治八年秋天進京，參加順治九年春天的壬辰科會試，中了進士。從這年開始，恢復明朝的制度，從進士中揀選庶吉士——這是專為造就第一等人才的辦法，大致起於明朝永樂年間，選取新進士中，才資英敏而年輕的，在文淵閣讀書，待遇非常優厚，由司禮監供給筆墨紙張；光祿寺預備早晚膳食；禮部供給蠟燭燈油及月俸；工部在皇城內東華門附近找一所寬敞的房子，以供住宿，皇帝時常到文淵閣親自出題考試，查看學業的進度。五天休沐一天，放假出宮；派太監及錦衣衛官員，隨行照料。

　　到了天順二年，定下規制，不是翰林出身不能當宰相；因此，被選為庶吉士的，號稱為「相儲」。但庶吉士並非每科都選；最初是隔一秋選一次，以後或者三科併選，或者數科不選，甚至有九科不選的。

　　進士膺選為庶吉士，稱為「館選」，入館就學，便稱「開館」。館中有資深的翰林指導，名為「教習」；三年學成「散館」；當然要經過一次考試，成績優良的，留在翰林院，謂之「留館」，授職為編修或檢討，通稱為「翰林」，其次則授職給事中或御史，是為「言官」。

　　清朝開國，在順治三年開科取士，以後又有四年、六年兩科，總計取中的進士已有一千一百人之多，而始終未選庶吉士；到了九年壬辰科試畢，便有人建議恢復，按照省分的大小遴選，直隸、江南、浙江大省，每省各選五人；河南算做中省，只選四人，湯斌就是四人之一。

　　在這三年中，湯斌如入寶山，只愁取之不盡；因為宮中所藏的書，無所不有，而有許多是外間所難得一見的「祕笈」。同時，明朝歷代皇帝的實錄，及內外大臣的奏疏，亦有機會可以細讀。但苦於卷帙浩如煙海，唯有夜以繼日，挑最精要的口誦手鈔，苦讀不休。

　　三年散館，湯斌以成績優異，授職為國史院檢討，這時正是修明史之議，舊事重提之時。明史的創修，起於順治二年，但以奉旨纂修的大臣，都是投降滿清的「貳臣」；不但下筆為難，而且還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流弊，有個最無恥的馮銓，甚至偷竊了最原始、最珍貴的史料。

　　馮銓是直隸涿州人，他是天啓年間萬惡太監魏忠賢的乾兒子。明朝亡於宦官；而魏忠賢則是罪魁禍首，馮銓又為魏忠賢的心腹，所以從天啓年間起，他就為正人君子所不齒。崇禎二年定「逆案」，馮銓自然「榜上有名」，得了杖責和徒刑的處分，准予捐贖為民。閒住了幾年，等清兵入關，他是最初投降的「貳臣」之一，以明朝的大學士授為清朝內宏文院大學士。順治二年，奉詔與洪承疇等人纂修明史。

　　隔代修史，最主要的憑藉，就是前朝的實錄和國史館的傳稿。國史館為前朝的大臣立傳，而實錄則為皇帝一生事蹟的記載；皇帝在世時，一言一行有「起居注」，皇帝崩後，根據起居注整理編纂，成為編年體的史料，就是實錄。國史館的傳搞不存，還可以根據被傳者的家乘及其他野史來寫成傳記；而皇帝的實錄如果缺乏，就不知如何著筆了。

　　馮銓因為這個緣故，得以進入庋藏前朝實錄的「皇史宸」，發現天啓年間的記載，對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天啓四年——這一年魏忠賢到涿州去進香，護衛的鐵騎如雲，蟒袍玉帶的大臣，陪侍左右；警蹕傳呼，與皇帝出巡無異，而馮銓也就像「叩閽」似地，跪伏道旁，痛哭流涕地陳訴，說他的父親馮盛明，當河南左布政時，以瀆職被彈劾，是「東林黨」的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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