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冊(20)_高陽

二〇

　　到了宋初，「白鹿國庠」改為白鹿洞書院；以後漸次荒廢。一入南宋，朱熹當江西南康的地方官，初到任就下檄文，派官學教授楊大法勘查白鹿洞，接著又親自去作視察，認為可以修復，也應該修復，於是白鹿洞書院，復又成為讀書人嚮往的樂土。

　　在白鹿洞書院，朱熹親自訂定了一篇學規，首先就揭明教人以人倫為本，指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五教之目」。而學做人的程序是：廣泛涉獵的「博學」；學而不解則「審問」；問清了還要「慎思」其中的道理；道理雖明，猶須「明辨」它的對與不對？是對的道理，便當「篤行」。同時他又申明做學問的目的：

　　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人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

　　白鹿洞書院的學規，雖為後世書院奉為圭臬，但書院並不能保持純為做人而讀書的那種高超的風格。在明朝，書院往往成為讀書人論世干政之地，因此觸犯忌諱，前後經過四次的摧殘，到了末葉，終於有東林書院的名聞天下。

　　東林書院在無錫，是有氣節的讀書人，砥礪切磋之地；但以東林出身的，入仕以後，多居高位，於是無形中，有了一個與閹黨對稱的東林黨，成為君子與小人，水火不相容的兩大集團。這一番爭鬥，明朝既亡，猶復不止。清軍入關以後，閹黨的馮銓防備東林報復，反對設置書院；當政的旗下貴族。亦怕漢人借書院掩護，反抗清朝，所以曾有詔令，不許設置書院。湯斌要考慮的，就是這一層關係。

　　在順治九年有道上諭，責成各省學政，督率官學教官，「務令諸生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書講求，躬行實踐，不許別創書院，群聚結黨，及號召地方遊食之徒，空談廢業。」不過潼川書院既非新創，又不是結黨干政，遊食空談，湯斌認為並不違反功令。

　　當然，書院還無法動用公款來維持，湯斌只能找到地方紳士，勸募一筆基金，也仍舊交由地方紳士管理，訂立條規，置產收息，只用利息不動本。預定招收名額是正課二十名，附課視息金收入多寡而定；正課每月發給膏火銀二兩，附課減半。聘請朝邑的一位理學家雷子顯主講。名為「掌教」。

　　這樣籌備好了，方始招考生徒到書院來肄業；報考的資格是不限制的，無論舉人、監生、秀才，或者不曾進學的童生，都可參加。由於湯斌的實事求是，以及雷子顯的道德文章，報考的有三百人之多。到了考試那天，湯斌親自到書院照料；二月裡的天氣，春寒猶勁，考生一到，由湯斌帶領的執事夫役，引到飯廳，先送上一碗滾燙的羊肉湯，條案上整籮筐的饃、大壺熱茶，隨意取用，初入書院，便令人從心底浮起溫暖，向學向善之心，油然而起，一個個都在自誓，定要好好應考，取得高第，成為「正課」，在這潼川書院打下一個進德修業的基礎。

　　考試的題目是湯斌與雷子顯共同擬定的，叫做「盍言爾志」，藉以考察各人的志向修養。一上午考完，湯斌與雷子顯立即閱卷；到了深夜，把三百本卷子看完，定了正課二十名，附課三十五名，第二天一早便已發榜，錄取的即時入院，不取的也覺得很痛快，因為不曾耽誤他們的功夫。

　　於是五十五名生徒，平日埋首鑽研；逢初二、十六參加月課。其中一課名為「官課」，由湯斌開始，出題考試，評定等第，優等每名獎銀二兩，次等獎銀一兩；文字拙劣的，湯斌必定把他們找來，一個個細問學業進度，加以指點。到下一個月便是同州知府馬呈祥主持；他的家累重，而俸入無多，捐廉所發的獎金便少些。然後又是各縣縣官到院出題考試，而不論是誰主持官課，湯斌一定要到書院來幫著照顧；因此，不但是書院中的生徒，就是主持考課的州縣官，亦無不覺得這位「湯大人」循循善誘，跟他論學談藝，確有一種身心俱泰的樂趣。

　　這樣到了順治十四年丁酉，是鄉試之年。有個河南副主考丁澎，是杭州人，文名極盛，他是順治十二年的進士，與湯斌在京裡相識，訂交不久而極佩服湯斌的為人，所以出闈以後，特地經函谷道專誠來訪湯斌，一敘契闊。

　　不想一到就病倒了，湯斌為他延醫治病，代為辦公事請病假，每天親自看護醫藥；到年底病愈，正待啓程回京時，來了一道上諭，指河南正主考黃鈊、副主考丁澎，主持試務有弊，為言官參劾，奉旨：「黃鈊著革職嚴拿察究，丁澎亦著革職察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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