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冊(53)_高陽

五三

　　榮枯之間，相對映照有如天堂、地獄的，就是李光地與陳夢雷。此時一個在獄中含冤受屈，命已不保，一個卻是金馬玉堂，平步青雲——李光地到京，已授職為內閣學士。庶吉士散館，能夠留館授職為編修或檢討，已是令人艷羨的事，因為清祕之職，升遷特快；然而也快不過李光地，他授職即請假，待在家裡升官，七年工夫，由編修一躍為二品大員，做的是最重文采的翰林官，卻以軍功超擢，這都是空前絕後的異遇。

　　然而李光地的功名雖得意，聲譽卻不甚高明，因為陳夢雷幾次呼冤，已經遍謁老師同年，雖不便說出合作投機的行為，對蠟丸書應有他的名字，以及李光地如何請他的叔父李日煜到福州探聽虛實，以定行止的情形，說得鑿鑿有據。李光地不夠朋友的名氣，在他的同年中，已經無人不知。

　　結果，陳夢雷免死，改為充軍奉天，但李光地卻不肯承認是他的力量。同時，他有心排擠陳夢雷，亦是彰明較著的事實。陳夢雷雖得活命，一口怨氣仍難嚥下，在獄中寫下一篇與李光地的《絕交書》，其中有段話說：

　　年兄家居安溪，在六百里之外，萬山之中，地接上游，舉族北奔，非有關津之阻；徜徉泉石，未有徵檄之來，顧乃翻然、勃然忘廉恥之防，徇貪冒之見，輕身杖策，其心殆不可問。

　　這是因為耿精忠在康熙十三年三月起事，而李光地在端午之前還到已經淪陷的福州去過。

　　如果李光地真的是效忠清朝，則耿精忠在福州起事，閩南還安然無恙，大可出江西北上。潔身自保，而起初請他叔父到福州探聽消息；繼於端午節前，親入虎穴，此一行有何理由，目的何在？陳夢雷所指的「其心殆不可問」，真成誅心之論。

　　這篇《絕交書》由於徐乾學的協助，廣為傳播，使得李光地的「賣友」之名，喧傳人口。這一來，他在京裡，立足不住，不能不「避風頭」；在康熙二十一年，以奉母回籍為名，請假回到福建。一住住到康熙二十五年，才又進京，當了翰林院掌院學士。

　　這是個異常清高尊貴的職司，向來非德高望重的翰苑前輩，不足以領袖群倫。李光地的資望、人品、學問，都談不到此；所以大家都看不起他，特別是徐乾學，處處與他作對。如今因為郭琇同為同年，他來探望的用意，一則是拉攏交情；再則是看不慣徐乾學和高士奇的行逕，有意揭發，希望郭琇能夠以御史的身分，上奏嚴劾。

　　「『四方玉帛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淡人』這兩句話，我也聽見過。」郭琇問道：「我就不明白，高淡人有何神通？能這樣子得皇上的信任！」

　　「這話說來就長了。要從他的出身談起——」

　　淡人是高士奇的別號，一字江村。他跟陸隴其同鄉，籍隸浙江平湖，但又自稱杭州人。

　　他的出身不高，而志向甚高，在康熙初年，自己挑了一擔行李，到京城裡去找機會。天子腳下，萬人如海，要找機會，真如大海撈針；兼以「長安居，大不易」，結果流落在報國寺，賣字餬口。

　　有個人叫祖澤深，是明朝的總兵，大凌河之役，投降了清太宗的祖大壽的兒子，偶然逛報國寺，看高士奇寫得一筆好字；不由得想起一件事——索額圖門下一個得勢有權的家人，要用一個讀書人，替他料理文字，順便教他的兒子讀書。有點骨氣的讀書人，豈肯做奴僕的門客？所以祖澤深雖「受人之託」，卻一直不能「忠人之事」，這時看到高士奇這般憔悴淪落，認為不妨試探一下。

　　高士奇心想，「宰相家人七品官」，做這個西席也可以；而且索額圖是椒房貴戚，聲勢煊赫，也許就此得能搭上了線，青雲直上，因而欣然許諾。

　　索額圖不好親近文士，與明珠門下，大異其趣。因此，有一天要寫封要緊的信，竟一時無人可找；高士奇的東主，索額圖的奴才，便把他薦了上去。這一下便升了級，成為索額圖的門客，相府裡上上下下都稱他「高相公」。

　　「高相公」善於做低服小，機巧靈活；索額圖便把他舉薦到御前，做南書房翰林，成了天子的文學侍從之臣。

　　皇帝雖然崇信理學，也懂得西洋的天算之學，但文采方面，不過爾爾；卻好高士奇也是半瓶醋，跟皇帝談起來，程度深淺相似，趣味亦相彷彿，所以十分投機，加上他那一筆好字，著實可愛，便頗受信任。

　　高士奇事君，得個「小」字訣，皇帝只要找他，他一定在；皇帝問到什麼，他一定能夠回答——高士奇不是什麼博學高才，他另有訣竅，每天一早進宮，先找在御前當差的小太監來問，皇帝昨天看了些什麼書，說了些什麼話，講一件便送金豆一粒，多講多送，往往一袋子金豆，到晚上傾囊而出。因為如此，皇帝有所垂詢，他早有準備；同時皇帝的喜怒好惡，他亦無不了解，曲曲應付，自然合拍，成了皇帝左右少不得的一個侍從。

　　他在南書房的職司是繕寫密諭，加上他從小太監那裡所得到的有關皇帝的起居動向，因此他是最了解皇帝意旨的人，這就成了高士奇招權納賄的憑藉。禍福之間，往往決定於消息的靈通與否，高士奇在這方面獨擅勝場，所以他用「門路獨真」的話作招搖——這話不假，走別人的門路，力量達不達得到御前，大成疑問，亦無可究詰，只有高士奇，隨時可以找到跟皇帝進言的機會；當然他是用旁敲側擊，迂迴宛轉的方式，使皇帝在不知不覺中聽了他的話。

　　高士奇是很得意了，家貲鉅萬，在老家置了千頃良田；杭州西溪蓋了一座很大的別墅。皇帝不論巡幸何處，都要帶著他走，既富且貴，尊榮無比，但有兩件事美中不足。一件是高士奇雖蒙特賜「同博學弘詞試」而成為翰林，入值南書房，而肚子裡「火燭小心」，翰林任繕寫之事，豈不等於鄉試會試闈中的「謄錄生」？為此他發憤要著書，一本叫做《左傳紀事本末》，是東抄西襲，雜湊成書的東西；一本叫做《天祿識餘》，是因為他能看到深藏禁中，為外間所難寓目的祕笈，想賣弄炫耀一番，結果弄得笑話百出，前人已經發明考證過的，他自以為獨得之祕，沾沾自喜。

　　此外，又花錢請人做了幾本書，都是關於《左傳》的，因而他便以專治《左傳》，自鳴得意。深於世故的，不過暗中冷笑；年少氣盛，而又才大如海像朱彝尊這樣的人，就免不了要說話了。

　　朱彝尊自己史館外放江南副主考，回京覆命不久，即在翰林院供職；當時鴻博四布衣，李因篤不受職而歸，便成了三布衣，翰林院中凡有重要文字，都歸三布衣起草，名重一時，不免遭忌。以後朱彝尊奉旨入值南書房，與高士奇成為同事，相形之下，好的愈顯得好，不行的愈顯得不行，高士奇便把他看成了眼中釘。

　　朱彝尊當然也看不起他，做了兩首「詠史」的七絕，作為諷刺：

　　漢皇將將屈群雄，心許淮陰國士風，
　　不分後來輸絳灌，名高一十八元功。

　　海角文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
　　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

　　第一首借韓信的特受知遇，比作高士奇的得寵，倒還沒有什麼。第二首把他比作北齊的祖珽，便使得高士奇恨之切骨了；因為史家評祖珽：「珽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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