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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如說醜事發生在李鼎不在蘇州之時,則李鼎上京不止一次,何以見得必是在康熙五十九年夏天?這要跟「王熙鳳協理甯國府」合起來看。據「李煦奏摺」三八八,「生母病逝,遵遺命代具謝恩折」知李母文氏於十一月初五日「忽患內傷外感之症」,延至十一月十五日去世,享壽九十有三。按:李煦之妻韓氏歿於康熙五十三年,「塚婦」又在夏天「淫喪天香樓」;如今老母又逝,則主持中饋,三代皆缺,此所以不能不邀請素以精明強幹著稱于戚黨中的「鳳姐」去經紀這件「婚喪大事」。曹雪芹善於綰合人與事,誠如您所說「書中人物的親屬關係,與實際曹家上世的親屬,大都吻合。但是書中人的事蹟與真實人物的事蹟又不符。雪芹往往是把某一代的事蹟,排在另一代人身上」。所以第十三回寫「甯國府前,只見府門洞開,兩邊燈籠照如白晝,亂哄哄人來人往,裡面哭聲搖山振嶽」的豪門喪事,應該是李煦九十三歲老母之喪的實錄。

  試參李母死因

  耐人尋味的是,李母的病因;所謂「外感」,照中醫的解釋,無非風寒侵襲;「內傷」與「外感」並稱,必屬於遭遇了至為拂逆之事,感情上受了重大刺激。而此「內傷」又是「忽患」,可知拂逆之事,突如其來,相信必由李鼎於十月廿二日回蘇州後所引起。

  李鼎之妻的死因,李老太太在起初是不知道的。因為照中國人至今依然的傳統,凡遇到這樣的悲劇,一定盡力瞞住上了年紀的尊親,怕年邁高堂情感上承受不住。及至李鼎回蘇以後,問起嬌妻的生前死後,少不得會有人洩漏;因而父子之間曾有嚴重的衝突,可能不得不驚動九十三歲的老祖母;甚至李鼎向祖母去哭訴,亦在意中。此即為「忽患內傷外感」的由來,「外感」二字或許還只是陪襯之筆。

  紅學領域中的處女地

  如上所作的假設,倘能證實,即是在紅學的領域中發現了一片未經開發的處女地,我衷心希望您來做小心求證的工作。這裡就我想到的線索,提出來供您參考:

  一、蘇州織造署,就明朝皇親嘉定伯周奎的住宅改建,應該有記述其園林之勝的文獻,可印證曹雪芹筆下的甯國府,如會芳園、逗蜂軒、天香樓諸名目。

  二、康熙稽查臣下,採取相互監視、個別查詢的辦法。倘或李煦有此醜聞,必有人密奏;或康熙風聞其事,密飭某人打聽。當時如兩江總督長鼐、江蘇巡撫吳治禮、杭州織造孫文成等人繳回的朱批折中,或有記述。

  三、李母去世,時人必有弔唁詩文,或者有蛛絲馬跡,可以進一步推知其死因。李煦與當時名士的交往,雖不如曹寅之密,但亦頗有數人,若能細作檢查,當有所得。要想瞭解蘇州織造衙門有何亭臺樓閣,檢查其時的詩文集亦是最好的方法,因為文酒之會,必有題詠之什,可資考據。

  四、細查李鼎的履歷。按:十三回「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親來上祭」,此「掌宮內相」指「領侍衛內大臣」。為了「喪禮上風光些」,賈珍要為賈蓉捐個前程,戴權吩咐小廝:「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兒我來兌銀子送去。」又賈蓉的銜名是「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可知賈蓉所捐者乃「三等侍衛」。《清史稿·職官志四》:「侍衛……三等,正五品,二百七十人,旗各九十人。」與戴權所說的「三百員龍禁尉」,數目相近。侍衛由上三旗內選派,賈蓉是夠資格的。捐納之事歸戶部掌管;但侍衛是否可由捐納而得,頗成疑問。即或可捐,亦必是虛銜;而「御前侍衛」由侍衛內特簡,更非同小可。十三回內所寫賈蓉的銜名,想是故意混淆,不欲確指清朝的官制。但如李鼎確實曾在康熙五十九年當過三等侍衛,則是以賈蓉影射李鼎的確證。

  科場與書坊

  至於您第二封信中提到的問題,似乎想證明《紅樓夢》有南北兩個流傳中心,北方為八十回的《石頭記》,南方為百二十回的《紅樓夢》,而後四十回可能為曹李兩家在南方後人所撰寫刊行。如果您真是想證實這個假設,可能會徒勞無功。

  在大作中,您提出程丙本的說法及分析,確是有功紅學的不刊之論。事實上程本三次刊行的過程,照您的考據,已很明白。可惜,您對科舉制度,以及科舉與出版界的密切關係,瞭解稍欠深入。否則您就會說程丙本刊於壬子年,不會說「刊於壬子年或以後」。因為高鶚於乾隆五十三年戊申鄉試中舉;次年己酉正科會試落第;再次年庚戌會試又落第;辛亥、壬子兩年幫程偉元搞《紅樓夢》,下一年癸醜會試,當然要下場。會試在春三月,如果不是在壬子年冬天結束《紅樓夢》校改的工作,即無法去準備舉業。

  我曾請教過臺北故宮博物院文獻處處長、目錄學家昌彼得先生,說有無專談清初書坊的書?他說沒有。不過,我覺得《儒林外史》中的記載,頗可窺見當時書坊的情形。書中屢屢談到「闈墨」,即將近科鄉會試中式的八股文,加以精選批註,以供士子揣摩之用。是故每逢大比之年,書坊必定大做一筆生意。准此以言,乾隆五十一年丙午至嘉慶元年丙辰,這首尾十一年真可說是書坊罕見的黃金時代,因為十一年中,共有六次鄉試,六次會試;三次正科,三次恩科,茲列表如下:

  五十一年丙午鄉試。

  五十二年丁未會試。

  五十三年戊申預行正科鄉試。(按:五十五年庚戌、乾隆八旬萬壽,例開恩科。但辰、戌、醜、未本為會試之年,所以庚戌正科會試提前一年舉行,則鄉試便當提前兩年。)

  五十四年己酉預行正科會試。

  五十四年己酉恩科鄉試。

  五十五年庚戌恩科會試。

  五十七年壬子正科鄉試。

  五十八年癸醜正科會試。

  五十九年甲寅恩科鄉試(乾隆登極六十年)。

  六十年乙卯恩科會試。

  六十年乙卯恩科鄉試(嘉慶改元)。

  六十一年(嘉慶元年)丙辰恩科會試。

  除了乾隆五十六年以外,這十一年中年年有試事,五十四、六十兩年,更是春秋兩闈,(事實上,乙卯、丙辰本為正科年份,如加開恩科,仿八旬萬壽之例,則五十八、五十九兩年,亦應是一年兩闈。)漪歟盛哉!

  書籍的流通,亦即是南北的交流,每借公車北上或落第回籍時,完成其功用。到京會試,則琉璃廠訪書及隆福市逢九、逢十廟市逛舊書攤,固為必有的節目;但南方如有新出刊本,或送人,或托帶,或販賣,亦常借公車而大量流傳於北方。是故說《紅樓夢》南北各有一個流傳中心,固為事實,但謂北方流傳八十回本,南方流傳百二十回本,是不太切實際的想法。

  程本印行過程

  根據您的考證,以及上列的貢舉年表,我推斷程本校訂印行的經過是如此:

  一、乾隆五十六年春天,程偉元以八十回抄本及後四十回續稿,托高鶚校訂,高會試落第,窮愁潦倒(程偉元所謂「子閑且憊矣!」),欣然應諾,一面校,一面印,至冬至竣工,趕在年關前發行,是為程甲本。

  二、程甲本的銷路奇佳,印數亦不少,這可從元春繡像及程偉元序文雕版破損這一點上去推斷。至於銷路之好是因為《石頭記》這部書的名氣,已流傳了二十幾年,多少人嚮往而不得寓目;一旦公開發行,且為一百二十回,自然爭著先睹為快。再者,壬子年恩科會試的舉人,至少有一半是在年內北上,人數總在一千以上,購以自閱之外,少不得還要買一兩部準備送人,平均以每人一部計,在一個壬子年的新年中,光是這部分可以銷一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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