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驚(36)_高陽

三六

　　這年春天，日本外務省委派三個人到中國調查秘密結社及社會情形。這三個人是平山周，可兒長一，還有一個就是宮崎寅藏。

　　啟程前夕，宮崎寅藏忽然病了；只有平山周與可兒長一出發。到了上海，在虹口的日本書店裏買到一冊Kidnapped in London；細讀之下大為欣快，對孫逸仙傾倒備至。他們的工作既是要調查中國秘密結社的情形，那末創立興中會的革命領袖孫逸仙，自是第一位的訪問目標。兩人經過一番商量，一致同意，專程趕到香港；等候孫逸仙由倫敦東歸時，託人介紹見面。

　　留在日本的宮崎寅藏，則結識了陳少白；是由退職的海軍大尉、在中國北方居住多年的曾根虎所介紹的。

　　從陳少白口中，宮崎寅藏瞭解了興中會的志趣及孫逸仙的生平，同時也有機會讀到了「倫敦被難記」。宮崎熱情奔放，稟賦著強烈的「武士」的氣質，心目中以孫逸仙為不世出的英雄，渴求一見，因而此時的興奮，是難以形容的；只見他的視線始終縈繞著孫逸仙，那樣盯緊了看人是不禮貌的，然而他自己並不知道。

　　孫逸仙也從陳少白的信中，得知有宮崎寅藏其人。也知道他兩個名叫彌藏和民藏的哥哥；彌藏病逝不久。這一談，使得宮崎更感親切；不過，這初次相見，到底不是故人話舊，所以經過短短的寒暄，宮崎直接了當地提出了他的問題：

　　「孫先生以中國的革命為志業。我很想能瞭解革命的宗旨，以及方法手段。」

　　孫逸仙略為想了一下，從容答道：「我以為人民的自治，為政治的極則；所以在政治精神上，贊成共和主義。此非革命不足為功。愛新覺羅氏掌握中國政權兩百餘年；愚民的方法、剝削的手段，相當巧妙。但是，良田好山，不自珍惜，任由列強予取予求。既然如此，就必須我們漢人來光復舊業而自保；這是天經地義的事。雖然廣州起義，遭受頓挫，決不會讓我灰心。」

　　接著，便引經據典地談三代文明之治，就是共和政體精神之所寄；用來駁斥共和政體不適宜於中國的說法。由於他的說理清晰深刻，而神態在莊嚴肅穆之中自然流露出悲天憫人的偉大胸襟，因而很快地便贏得了宮崎的全心傾倒。

　　於是由於宮崎的引接，平山周和可兒長一亦得償願望，結識了孫逸仙；每日相聚，縱談竟夕，談話越談越深，越談越密；交誼也越交越深，越交越密。

　　這樣便水到渠成地有了進一步的行動；預備對孫逸仙作實質上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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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逸仙在日本的處境很艱困，主要的是因為他為滿清政府懸重賞購捕的「亂黨」；華僑既恐惹禍，不敢跟他往來，興中會在日本亦還沒有切實的基礎，得不到多少助力。宮崎等人認為孫逸仙要想在日本發展革命勢力，第一、不能侷促於橫濱一隅之地；第二、要在日本覓得一位有力的居停，一方面能解決他的居留及生活問題，一方面可以介紹他廣結名流，增強地位。

　　這位居停，現成有人：犬養毅。

　　犬養毅字木堂，是日本改進黨的首腦。當時民黨初握政權，成立松隈內閣；外務大臣大隈重信伯爵有個運籌帷幄的幕後人物，就是犬養毅。當松隈內閣成立時，他對大政方針提出這樣一種看法：「內政問題，任何人均能處理，棘手是的中國問題，所以確立對華政策，現為內閣的當務之急。」以後宮崎、平山、可兒的受外務省委託，調查中國秘密結社情形，即出於此一看法所產生的行動。

　　犬養本人，正在「養望」之際；他的境況並不寬裕，但門下食客上百，可兒長一就是其中之一。不過對孫逸仙是以上賓之禮相待；特地關照平山周，為孫逸仙先覓一個妥善的居處。

　　為了便於觀光，平山周決定將他安置在鬧區的旅館；投宿於日比谷公園附近的「對鶴館」。當然不能用真姓名，平山周想到對鶴館對面中山侯爵的「邸標」，便信筆寫上「中山」二字。

　　中山是姓，名字呢？孫逸仙自己添上一個「樵」字；意思是要把中山二字拆開，解釋為「中國山中的樵夫」。

　　犬養對孫逸仙頗為敬愛，除了找到九州煤礦礦主平岡浩太郎，一力擔負他的生活費用外，同時為他介紹認識了許多政界名流，大隈重信、大石正己、尾崎行雄；還有許多在野的志士，最重要的一個，是出於「武士」所蛻變的「玄洋社」、又名「黑龍會」的首腦頭山滿。

　　相處既久，犬養毅邀請孫逸仙移居他家；在牛込區馬場下町的犬養家，靠近清國公使館，自然不甚安全。為此，犬養毅在早稻田鶴卷町，租下了一幢花圃佔地七百坪的豪華住宅；邀孫逸仙與平山周、可兒長一同住。到了秋天，並且為他取到了東京府所簽發的正式僑居證。

　　在橫濱的會務，由於孫逸仙的鼓勵督促，漸有起色了。

　　當陳少白在橫濱時，曾提議創設一所學校，教育華僑子弟。馮鏡如深為贊成，著手募款建校；及至陳少白離日赴台，籌備工作形成停頓，此時由於孫逸仙的指導，方始重新積極進行，並定名為「中西學校」。

　　不幸地，由於陳少白在孫逸仙未到日本以前的一封信，這所僑校，竟轉入康有為的保皇會手中。陳少白的那封信是寫給康有為的得意弟子梁啟超的，延聘他赴日擔任教席。其時梁啟超正在湖南時教學堂任教，因而介紹他的同門徐勤承之。

　　徐勤初到日本，對孫逸仙頗為尊敬。孫逸仙一向推誠待人，認為康有為講學甚久，徐勤是康門弟子，在這方面有經驗、有辦法，訂立課程，延聘師資，在在都可獲得方便，所以寄以充分的信任，讓他擔負建校的主要責任。

　　誰知徐勤大權在握，面目盡露，首先將校名由「中西」改為「大同」——這是康門學說的一個「標誌」；接著竟教唆學生，預備拒絕孫逸仙到校。

　　孫逸仙並不生氣；付之一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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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東京住了一個冬天和一個春天；光緒二十四年盛夏，孫逸仙由東京復回橫濱。因為日本政府收回了「治外權」，外僑可以自由居住；而橫濱畢竟是華僑的集中地，欲求發展，自以此地為宜。

　　一到橫濱，孫逸仙便展開了一個極重要的行動，派遣宮崎和平山周到中國，聯合各派舉義；主要的目標是康、梁一派的保皇會，和長江、珠江兩流域的會黨。平山往北，宮崎往南，在北京和廣州兩地展開活動。

　　其時正為康有為一派得意之日。光緒皇帝決定變法，新舊兩黨，也就是皇帝與太后各自領導的一黨，勢如水火；尖銳衝突的發端，是在四月二十三所下的「定國書」一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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