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驚(37)_高陽

三七

　　欽奉上諭：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創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度，籌之至熟，始定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狃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應行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曉曉，空言無補。至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乎。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實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是明白宣示，爾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憤然為雄。佩聖賢義理之學，採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騰其口說，始可化無用以成通權濟便之材。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課學，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修，各部院司員，鑾儀侍衛，後補選道府州縣以下各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員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其入學肆習，以期人才輩出，宏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徘徊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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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慈禧太后先發制人，將黃帝的師傅，言聽計從的翁同龢逐出京，回江蘇常熟原籍；起用光緒初年就當過軍機大臣、因案罷職閒居在杭州的王文韶；而最重要的是派她的心腹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先緊緊抓住兵權及京畿地區的控制權。

　　新舊鬥爭自此日甚一日，到了七月間，發展出一個新的高潮，禮部主事王照條陳新政，照規矩必須由「堂官」，也就是各部的尚書、侍郎代奏，而禮部滿漢尚書懷塔布和許應騤怕觸怒慈禧太后，不肯上達，而懷塔布則更奏請處分王照，結果皇帝降旨，將禮部滿漢六堂官以「抑格主事王照條陳」的罪名，一體革職。王照則在「不畏強禦，勇猛可嘉」的嘉許之下，平地一聲雷，跳為「三品頂戴」。

　　第二天更有個驚人的舉動，擢用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為「軍機章京」，承旨、擬旨，直接聽命於皇帝。這等於廢棄軍機處，另外任用四宰相；舊黨包括領導者慈禧太后在內，個個觸目驚心，認為非拼命——甚至廢掉皇帝不可了。

　　同樣地，新黨包括領導者皇帝在內，亦認為非發動一次政變，澈底摧毀了慈禧太后的權力基礎，不足以使新政實現。

　　於是，榮祿的態度，成了關鍵所在。他當然是忠於慈禧太后的；要扭轉這個關鍵，「四章京」在康、梁的指導之下，認為非爭取袁世凱不可。

　　袁世凱正以直隸按察使的職銜，在天津小站練「新建陸軍」；這支新銳的兵力，足以決定一切。於是由譚嗣同秘密到天津，夜訪袁世凱，遊說他先誅直隸總督榮祿，然後派兵包圍頤和園，活捉慈禧太后，事成即以榮祿的直隸總督遺缺作為酬謝。

　　袁世凱既驚且喜；表面敷衍，暗中告密，將新黨的密謀，在榮祿面前，和盤托出。這天是八月初五；第二天就發生政變，慈禧太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臨朝訓政」，將皇帝幽禁於南海瀛台，殺「六君子」，拿辦康有為及其黨羽。

　　康有為由於英國軍艦的掩護，逃到香港；梁啟超和王照避入日本領事館，由平山周保護，乘日本大島軍艦脫險。

　　康有為在香港被安置在警察署樓上；他的門下弟子在廣東得到消息，紛紛趕到，晉謁師門，但康有為怕有刺客混了進來，只許最親信的兩名弟子見面。

　　由這兩名弟子的介紹，宮崎寅藏也見到了康有為，敝衣垢面，面有愁容，一副王安石的派頭，但談鋒極健，從公車上車一直到前幾天所發生的政變，滔滔不絕，一瀉千里，只有他一個人的話，什麼人也插不進嘴去。

　　結論是歸罪於慈禧太后，說她「上則開罪於十一世祖宗之靈；下則負四百兆蒼生之望。」所以：「除之不為罪而反為功。」

　　「請問康先生，」宮崎很坦率地問：「要除慈禧太后，是怎麼個除法？」

　　「世有津田三藏其人，便成大功。」康有為逼視著宮崎問道：「足下以為我的辦法可行否？」

　　津田三藏是李鴻章在日本馬關議和時，所遭遇的刺客。康有為的意思是想利用日本「志士」，行刺慈禧太后，這想法倒也新穎，不失為一條奇計；然而要假手於人，未免取巧。

　　於是，宮崎微微冷笑道：「我以為康先生有什麼天大的難題？照你所說，亦很容易。但如果我拿你的話跟我的同胞去說，大家都會認為康先生你無能。孫逸仙先生從事革命，同志前仆後繼，勇往直前；而萬木草堂，灑去多少憂國傷士之淚，難道三千弟子中，竟無荊軻、聶政其人？如果有，不必外求；如果沒有，也不必旁求，我一個人就足以擔當。」

　　雄辯滔滔，望之儼然的康有為，頓時消折了銳氣，面有慚色，顧而言他。這一會見近乎不歡而散。

　　過了兩天，康有為的一名親信弟子來訪宮畸，左手掩面，右手連連指著另外一個房間，那樣子是在激動的心情下，有極重要而必須保持機密的話要談。

　　「我決定跟我一個同門北上，去行足下與康先生所談的事。」他說：「『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康先生知道足下俠義，特為要我來拜別。」

　　宮崎頗覺意外，也很感動；莊容問道：「不知有甚麼可以效勞之處？」

　　「願足下能夠保護康先生。」他說：「以後足下聽說北京有風雲變幻之事，就是我死的時候。」

　　宮崎恍然大悟，這是康有為的「花招」。不過援救他到日本，能與孫逸仙合作，亦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所以慨然應承，願負保護之責。

　　到了第二天，康有為又派人來請宮崎，說有一件大事商量。

　　到了那裏一談，才知道清朝駐日本的公使換人了。原來預定駐日本的公使叫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人，曾經在上海創設時務報；調任湖南按察使後，與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興辦學堂，開辦警校，跟康梁師徒是很接近的。也就因為如此，清朝撤銷了他的任命。

　　「新任的駐貴國公使叫李盛鐸，本來是御使，為榮祿門下的走狗；奉派駐日，完全是知道我一定會到日本，特意來對付我的。宮崎先生，我希望你能趕快傳達真相，請大隈伯爵拒絕同意李盛鐸使日，否則，我情願中止日本之行而到英國。」康有為接著又說：「英國之歡迎我，跟貴國之歡迎我一樣；我所以辜負英國的厚待，不西轍而東轅，完全因為中日是同種的兄弟之國。但是李盛鐸一到日本，是中日兩國的不幸，對我的威脅亦很嚴重，我們至誠相交的希望就斷絕了！」

　　這番話使得宮畸大起反感，因為幾近要挾：「康先生，你要我拿你的話，通知大隈伯爵，我可以做到，不過，要拒絕李盛鐸很難。如果你以為李盛鐸一到，會威脅你的安全，那末你應該知道的，日本警察是世界第一流，決不會有刺客不利於你。」宮崎停了一下又說：「至於英國的盛情，依我看，不宜辜負日本與中國有天然的關係，休戚相關，決不會因為康先生去不去而對兩國的友誼有所影響。所以康先生不妨先遊英國，次遊日本。」

　　一番侃侃而談，將康有為自高身價的危言，貶得幾乎一文不值。康有為大窘，只好找他的弟子，當著宮崎的面，商量行止。

　　聚訟紛紜，半天不決，其中有一個反對日本之行的，態度最堅決，說日本如何危險，決不可以居。宮畸忍不住光火了。

　　「康門弟子，何其膽怯？」他大聲說道：「如果你們的老師死在刺客手裏，還有你們在，豈不聞『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能走還不走；你們師徒坐困香港，能有何作為？」

　　康有為原是一心想去日本，剛才耍那番手腕，幾乎鬧成僵局，所以這時一聽官畸的快人快語，正好趁勢落篷，鼓掌說道：

　　「足下之言，動我的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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