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驚(54)_高陽

五四

　　庭外圍著一群人；宮崎第一眼就發現了孫逸仙含笑目迎，驚喜交集，正要上前招呼時，桂子奔出來握住他的手說：「你總算恢復自由了！多虧得孫逸仙博士。」

　　「孫先生！」宮崎激動地說：「我認識康有為的真面目了。假冒偽善，他的人格不值一文錢。」

　　「不要這樣說。」孫逸仙微笑答道：「我所高興的，是又能跟你在一起。走吧！」

　　坐上馬車，直駛碼頭；因為法庭有附帶判決，宮崎不准片刻停留，所以直接上了日本汽輪「佐渡丸」。開船要到晚上，大家便在「佐渡丸」上的餐室，開了幾瓶香檳，慶賀宮崎和清藤的恢復自由。

　　室中有三位不相識的人；孫逸仙為宮崎一一介紹：黃康衢、吳傑模、林文慶。都是新加坡極具社會地位的華僑。

　　「林先生是我幼年同學。」孫逸仙特別指著林文慶說：「他最熱心。由於他介紹我見新加坡總督，事情才能挽回。」

　　「喔，感謝之至。」宮崎深深一鞠躬。

　　「新加坡總督很同情中國的革命。因此，」孫逸仙說：「我不得已撒了一個謊，說你所帶的大筆鉅款，原是我交付給你，預備來發放革命黨的軍餉的。」

　　宮崎報以感激的眼色；隨又問道：「我們此刻何去何從？」

　　「回香港。」

　　「香港是不是能登岸呢？」

　　「不能登岸也不要緊。」孫逸仙問道：「你是不是還想跟康有為合作？」

　　宮崎當然放棄了孫、康合作的計劃，很鄭重地表示，今後將死心塌地，聽從孫逸仙的指揮。一番頓挫、一番團結；孫逸仙對於拂逆中孕育勝利的信心，愈益堅強了。

　　「這一次重回香港，要把策略、路線決定下來。李鴻章到底要聽命北上了，我早說過，我對他並不抱任何期望；不過有些同志很熱心，讓他們試探了再說。如果不成，大家不必失望。」孫逸仙這樣叮囑宮崎，「我們照我們的計劃做；自己開拓自己的前途。」

　　果然，左渡丸一到香港，陳少白就上船來報知李鴻章的消息；他是前一天到香港的，曾與香港總督卜力會過面，談了些什麼不得而知。不過，陳少白曾登上李鴻章所坐的安平輪，會見了隨行的劉學詢。

　　談到這裡，陳少白的臉色沮喪，「劉問芻吞吞吐吐，彷彿很為難的神氣。不過，」他強自振作著，「事情還沒有絕望。」

　　因為是在孫逸仙的意料之中，所以他很平靜地問道：「還存著什麼希望？」

　　「卜力這方面一定有句明確的話。」陳少白答道：「何啟已經去探問了。卜力今天還要跟李鴻章見面，想來一定會談到兩廣獨立的事。」

　　「好的！我再等一等。不過，我既不能上岸，佐渡丸亦不會停泊太久；我迫切需要澄清事實，好爭取時間，決定大計。」

　　「我知道。」陳少白說：「我再去催何啟；今天無論如何要得到確實回話。」

　　傍晚有了回話，是一個相當令人興奮的消息，說卜力決定留住李鴻章，並安排在第二天上午十一點鐘，讓孫逸仙跟李鴻章祕密相見。

　　「如果李鴻章肯合作，我當然贊成，跟他到廣州策劃一切。但是，說實話，我對他的看法並沒有改變，現在他願意北上，就足見他還對清廷守著他的『臣節』。李鴻章並無民族大義的觀念，亦無燭照大局的智慧；八十老翁，成王稱霸的思想已淡，所以即使見面，亦未必會有理想的結果。而且能不能見面，亦未可知。」孫逸仙停了一下又說：「不過，為了尊重大家的意思，我當然要過了明天上午十一點，再作道理。」

　　第二天上船來見的同志，絡繹不絕；孫逸仙不動聲色，只跟大家談起義的計劃。陳少白卻有些沉不住氣；因為「祕密約會」之說，始終未見有任何進一步的安排。十一點已過，證實卜力的想法，終成虛願；但陳少白仍不死心，因為李鴻章未走。到了傍晚，只聽汽笛長鳴，從佐渡丸甲板上望過去，安平輪蠕蠕而動，終於消失在暮靄中了。

　　陳少白垂頭喪氣地去報告所見；孫逸仙毫無失望的感覺，「不過虛耗了一天功夫而已；而且也不算虛耗，至少可以證明，跟滿清老官僚沒有合作的可能。」他說：「現在我們可以一無牽纏地談我們自己的步驟了；就在今天晚上要議定整個計劃。」

　　整個計劃以鄭士良為中心，負責惠州起義。同時由史堅如、鄧蔭南到廣州運動新軍；畢永年到上海運動長江會黨，分別起事響應。為了出入方便，要借重日本同志，決定以平山周為外務部長，負責各方面聯絡；退伍軍人原楨當參謀長，在軍事上襄助鄭士良；此外還有一個著作甚豐的學者福本誠，聽候鄭士良的差遣。

　　後勤的支援，主要的是靠富商李紀堂，他被任命為駐港財務主任；楊衢雲和陳少白，亦留在香港接應。而最重要的尋取外援的工作，則由孫逸仙親自擔任——籌劃既定，他和宮崎及清藤，原船回神戶。

　　在日本的活動，頗為積極，亦有相當成果；而就在這時候，康有為一系的「自立軍」，在長江一帶，有了動作——本可以有所作為的，只為康有為假冒偽善，擁資自肥，使得唐才常被捕殉難，畢永年削髮入山；保皇黨的信用盡失。

　　▼第九章

　　自立軍由唐才常所領導，都是長江各碼頭的會黨；由安徽大通到湖北荊襄，共分七軍。唐才常以「諸軍督辦」的身份，駐武漢自領中軍——這些，也就是畢永年所要策動響應的目標。

　　畢永年由香港到上海的時候，唐才常亦正在上海；他正在召集一項會議，以挽救世局的緣由，邀請在上海的「新黨」，在張園開會，學界名流像容閎、嚴復、章太炎，以及珍妃的老師文廷式，都應邀與會，頗極一時之盛。開會決議，組織「中國議會」，推舉容閎、嚴復為正副會長，唐才常為總幹事，同時發表宣言，卻是保皇黨的那一派論調。

　　這使得畢永年異常失望，不能不向唐才常質問：「當初我們讀船山先生的遺書，首明夷夏之辨；彼此志同道合，投身革命，寸心所共以為決不可易的大道理，是非打倒滿虜不足以救國。而你現在的宣言，竟說『君臣之義，如何可廢？』我倒請教，你是何人之臣；不是認賊作父嗎？」

　　「松甫，」唐才常答道：「事有經權。現在要大舉起義，非南海先生在海外募款，源源接濟不可；為權宜起見，不得不這樣措詞。」

　　畢永年駁不倒他，但心裏總不以為然。偏偏楊鴻鈞、李雲彪、張堯卿、辜天佑那班人又不爭氣，到了上海這個花花世界，每天沉緬在酒樓妓院、舞榭歌台，拿邀集會黨起義所必要的川旅費用，都揮霍在脂粉叢中。不久，床頭金盡；聽說唐才常那方面經費充足，便走動得很勤，目的是搞些錢來花天酒地。畢永年勸了幾次，所得到的，只是漠然的白眼；到此地步，傷心之極，畢永年憤然削髮，跑到普陀山上做了和尚，法名「悟玄」。他自覺愧對孫逸仙，只給了平山周一封道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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