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驚(71)_高陽

七一

　　「是的。」

　　「我要去看他。」逸仙先生說：「他的身體殘廢，但是他的心和頭腦與常人不同。」

　　於是第二天，逸仙先生單獨去訪荷馬李。他住在長堤，一家五口；另外四口人，不是他的家屬——一位年輕而離了婚的包爾斯太太，帶著她與前夫所生的兩男一女，與荷馬李住在一起。她是他的秘書、看護、管家，也是愛人。

　　荷馬李在他堆滿了書和地圖的書齋中，接待逸仙先生。他穿著中國的長袍，前雞胸，後駝背，格外顯得凸出：細細打量，他的形容確是非常奇怪，一雙手特別長，幾可及膝；照中國的說法，這是貴徵。

　　「我的手臂很長是不是？」當荷馬李發覺貴賓在注意他的手時，便這樣說道：「這使得我在擊劍的時候，彌補了我的身材矮小的缺陷。劍，是我的生命；或者說，我的生命是用劍刻劃出來的。」

　　「我們中國人說，劍是一人敵。」逸仙先生指著那些一本疊一本的軍事書籍答道：「那才是萬人敵。」

　　「啊！這個說法很好。請你詳細告訴我。」

　　「這個說法出於西元前兩百年——」逸仙先生將史記「項羽本紀」中，關於學書學劍的理論講給他聽。

　　「精彩，精彩！」荷馬李那雙清澈有神的眼睛中，閃耀著無限欣喜，「這就是我喜愛中國的原因。中國人是最具智慧的民族。」

　　接著，荷馬李便滔滔不絕地談起他與中國的淵源。他在一八九九年曾到過中國；而且在第二年，也就是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攻華時，隨同美國司令官賈飛進入北京。之後，由北京到達香港，開始與保皇黨發生關係。

　　「我認為中國的敵人，是她的歷史性的和平主義，政治上的腐化和日本三者。」荷馬李說：「在1900年我進入北京時，我的精神上受到極大的衝擊；這股衝擊的力量，來自一種強烈的矛盾的觀惑，一方面我深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深厚而迷眩，而沉醉；另一方面我震驚於中國官吏的腐敗無能。我實在不明白，中國的官吏如果都是如此，怎麼能創造出燦爛的文化，而且始終能保持大一統的政治形態？」

　　「不幸地，你所看到的是中國歷史的變態；中國歷史的常態是講求吏治，講求尊重人民的願望。但承平日久，逐漸腐化；於是發生變亂，推翻暴虐而無能的政權，出現一個生機勃勃的新政府，重開統一的盛運。」逸仙先生又說：「我不認為『歷史性的和平主義』是中國的敵人，但是，『政治上的腐化』，確是一個內在的敵人，這個敵人的出現是有週期性的。我的革命目標之一，就是要永遠消除這個週期性。」

　　「喔！」荷馬李很注意地，「請說下去。」

　　「政治上的腐化，是濫用權力的結果，所以要消除腐化，就需要約束權力；沒有一個人可以具有無視於人民意志的絕對權力。」

　　「我懂了！」荷馬李興奮地說：「這就是要打倒皇帝，建立一個共和國！」

　　「是的。」逸仙先生安詳地說：「建立一個如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國，還應有一部『五權憲法』。」

　　荷馬李對逸仙先生的觀點，全心傾倒；那雙熠熠如暗夜星星的眼中，閃露出孺慕的光芒。他問逸仙先生：「我能替你做什麼？」

　　「假使我能成功，而我的同胞也給我這樣的權力；我要請你當我的首席軍事顧問。」

　　荷馬李充分瞭解他前面那句話的含意，「現在就任命我吧！」他用堅決有力的聲音自薦，「你一定會成功，成為中國的華盛頓。」

　　逸仙真的為他的熱情所感動了，但是，經驗告訴他，革命事業的成功，僅有熱情是不夠的；深情內斂，化作理想的強固支持力量，才是革命者應有的修養與做法。

　　於是，逸仙先生提醒他說：「你此刻是在為反民主的保皇黨，從事訓練軍隊的工作。」

　　「不！我是為中國革命者培養軍事力量。我的訓練工作是純戰略、純戰術的；在我指揮之下，這支軍隊不會用來保護政治腐化到已不可救藥的一個沒落皇朝。」

　　逸仙先生倏然動容，進一步體認到荷馬李的深度；當然也感到異常的欣喜與安慰。然而就在這激動之中，他仍舊能保持高度冷靜，敏銳地透視到未來發展的關鍵。

　　「那末，與保皇黨，你準備維持怎樣的一種關係呢？」

　　「一切如常。他們決不會想到，我所訓練的軍隊，有一天會為你所用。」荷馬李又說：「我是中國的朋友，要為中國的最佳利益打算；我相信我沒有背叛了什麼人，我的心跡，將來一定會大白。」

　　「是的。我代表中國人民向你致最高的謝意和敬意。」逸仙先生又說：「不過我希望你知道，保皇黨對我是怎麼的一種想法？如果讓他們知道了你的本心，以及你我的關係，那末，你就不會再被授權來訓練『維新軍』了。」

　　「我瞭解。」荷馬李平靜地答道：「我充分瞭解。」

　　同樣地，逸仙先生自己也非常謹慎地、隱瞞著他與荷馬李的深厚關係。因此，接到他的這封來信，雖然內心有著一種不負知音的欣喜；而表面上卻行所無事，甚至對王寵惠都不曾提起。

　　＊＊＊

　　在舊金山的劉成禺也來了封信。這封信促成了逸仙先生的歐洲之行。

　　歐洲有許多湖北留學生，李書城、時功玖、賀之才、朱和中、曹亞伯、胡秉柯、孔庚、史青、魏宸組、耿覲文等等，本來都在湖北鼓吹革命，使得湖北大吏，相當頭痛，因為不加聞問，恐怕引起大患；要興大獄，又沒有確實的「罪行」。端方的手段向來圓滑，靈機一動，決定將這些好談革命的青年，派遣到歐洲去留學，一則遠禍；再則博個培植人才的美名。因此，留歐的中國學生，大都是湖北籍；分散在德、法、比三國的，不下百數十人之多。

　　劉成禺一到舊金山，就任大同日報主筆不久，就寫信給他的四個好朋友，賀之才、史青、魏宸組、胡秉柯；說是不談革命則已，要談革命，非與逸仙先生見一次面不可。賀之才他們是早就嚮往大名的，欣然覆信，請代邀逸仙先生赴歐，共商國事。劉成禺這一次來信，便是轉達這個請求。

　　「既有這個機會，逸仙先生，你當然要去。」王寵惠如此主張，陳錦濤亦是同樣的意見。

　　「我當然應該去。可是，一筆川資從何而出？只有以後看機會了。」

　　「我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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