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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因此,到了夏至已過,本來漕船應該全數渡黃河的,這年卻仍有一半滯留在清江浦以南,迫不得已,孫玉庭奏請用「盤壩」的辦法,將漕糧運到通州——在清江浦雇人將漕糧一袋袋肩負至山東臨清州,再徵雇駁船,由北運河轉輸通州。這筆費用不輕,兩百萬石漕糧盤壩連雇駁船的費用,總計需銀一百二十萬兩。

  朝廷迫不得已,只有照撥。革職留任,戴罪圖功的兩江總督孫玉庭,無須留任,遺缺調山東巡撫琦善繼任。

  這琦善是蒙古人,姓博爾濟吉特,這一族的蒙古人,與大清朝的皇室,世為婚姻,可說是國戚。琦善祖先,當年率部歸誠,因而得封侯爵;琦善在嘉慶十三年以蔭生的資格被任為刑部員外郎。六部辦案,都講究蕭規曹隨,要依照以前的例案,尤以刑部為甚,但例案只有書辦熟悉,所以司官大都為傀儡,全受書辦的擺布。

  琦善是個極有志氣的人,決意要自立,因而以三百兩銀子為贄敬,拜了一名書辦為老師,延請到家,學習刑名。如是兩年工夫,終於精通了律例,成為刑部司官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嘉慶十七年升郎中,下一年京察一等,擢升通政副使,不久外放為河南臬司,由臬司而藩司、而巡撫,道光元年調任山東;父死襲爵,人稱「琦侯」。

  琦善的才幹確有過人之處,是其是,非其非,屬下都能傾心服從。當高家堰修堤時,他已經料到,朝廷必命利害相關的省分,攤派均分;山東與黃運兩河的關係最密切,所以早就籌好了六十萬兩銀子,只等朝延的旨意,便可撥付。

  此舉大為皇帝所稱許,加以有越發走紅的禧恩為他吹噓,所以升任江督,賦予修治高家堰大堤石工及疏濬運通的重任。但治河即不能通漕,本年用盤壩的辦法,勉強應付過去,來年又將如何?

  於是建議紛紛,各抒所見,有人主張「折色」,不「徵實」而折收銀子;有人主張停運一年,將漕米存倉,到後年再運。但經過研議,這兩個辦法都不可行。

  江浙兩省的漕糧,徵足可達二百萬石,以一半折色而論,需銀兩百多萬;「地丁」徵銀,一年一百多萬,尚須不斷催收,非常吃力,現在忽又增加一倍有餘,其勢萬難。再說,市面上突然增加一百萬石米糧,作何用處?滯銷導致糧價低落,「穀賤傷農」,大妨民生。

  至於停運,須知漕船運糧以外,兼有調節物資的重大作用,北方需要南方的綢布、海味,以及其他日用的「南貨」;南方需要北方的棗豆雜糧等,更靠「回空」的漕船運輸,停運一年,亦為大大影響百姓的生活。

  總之,通運是必不可缺的,既然河運不通,那就只有海運了。這個主張是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英和提出來的。

  朝廷降旨,命有關省分的督撫籌議,關係最密切的是江浙兩省,浙江覆奏,只有兩個海口,一個是乍浦,但因為有海塘之故,海運的沙船無法靠岸;寧波則阻隔曹娥江及錢塘江,要將全省漕米集中到寧波去裝船,這筆水腳不得了,所以海運在浙江是行不通的。

  那就只有江蘇了。江蘇全省由兩江總督及江蘇巡撫分治,而海口全在江蘇巡撫的轄區內。新任的巡撫陶澍,奉到上諭後,立即邀請由臬司轉任藩司的賀長齡來商議。

  賀長齡字耦耕,與陶澍是同鄉,湖南善化人,他是嘉慶十三年的翰林,與陶澍在京師,也是講學的朋友。大清朝到了乾隆年間,已經沒有甚麼「反清復明」的思想了,忌諱一去,文網大開,士大夫做學問,不是講究辭章;便是由「漢學」趨向經術,其中有一派著重經世致用之學,而以湖南人得風氣之先,賀長齡便是此一派的巨擘。他將滿清入關以來,有裨實用的文字,蒐輯成書,名為《皇朝經世文編》,胸懷抱負的有志用世之士,都奉此書為圭臬。

  找賀長齡談海運,真是找對人了,他對海運的源流興廢了然於胸;加以隨身帶了一部《皇朝經世文編》作參考,就越發談得頭頭是道了。

  「海運在元朝就已經有了。明朝永樂年間,會通河修通,因為明太祖原有『封海』的禁令,所以把海運停了。」賀長齡翻了一下《皇朝經世文編》,接下去說:「到了本朝,黃運兩河到了乾隆末年,就常出毛病了,所以嘉慶年間,詔令各省籌議海運——」

  「其實也只是江浙兩省。」陶澍打斷他的話說,「我記得那年是嘉慶十六年,江督是勒中堂勒保;他似乎不大贊成。」

  「是,最不贊成的就是勒中堂。」

  「他怎麼說?」

  「勒中堂領銜會奏的覆奏中,列舉了『不可行者十二事』,最要緊的一點是『大洋中沙礁叢雜,險阻難行,天庾正供,不可嘗試於不測之地』,又說『旗丁不諳海道,船戶又皆散漫無稽』。海運既興,河運仍不能廢,徒然增加開支。因此,先帝在日,從此沒有人敢談海運。」

  「那末,耦耕兄,依你的看法呢?」

  「依愚見,海運所須顧慮者,無非風險二字,此外都不足為慮。」賀長齡緊接著說:「先說費用,如今盤壩駁運,遠比海運來得糜費;至於旗丁不諳海道,既雇商船,旗丁所司,無非搬卸漕糧,不諳海道,有何關係?船戶散漫,在乎約束,帶頭得人,何敢散漫?」

  「是極,是極。」陶澍連連點頭,「你我所見略同。至於風險一層,英中堂的原奏,亦曾提到。」他命值簽押房的小廝,將英和請行海運的原奏檢出來,指著唸道:「『國開承平日久,航東吳至遼海者,往來無異內地,今以商運決海運,則風颶不足疑,盜賊不足慮,微溼浸耗不足患。』這話是過分樂觀了,盜賊或不足慮,颶風定不能置之度外,萬一風急浪高,沙船失事了,責任誰來承擔?這一點,似乎應該預先奏明。」

  「那是當然的。」

  「我看,窒礙恐怕還在雇船,有那麼多沙船嗎?」

  「那要到上海看了才知道。」

  陶澍沉吟了一會說:「耦耕兄,我想你我應該分任其事,你主外,我主內;主外事煩,要偏勞你了。」

  「大人的意思是,讓我駐紮海口,就地調度?」

  「正是。」陶澍又說:「你也應該找個幫手,你看誰好?」

  「陳芝楣很行。」

  陳芝楣指松江府知府陳鑾,湖北江夏人,嘉慶二十五年,「三元及弟」陳繼昌一榜的探花,這年因京察一等外放為松江知府,到任比陶澍還要晚一個月,因此,他不免懷疑:「陳芝楣到任不久,地方情形只怕還不熟悉,他行嗎?」

  「陳芝楣對江蘇的情形,並不陌生,他在百文敏幕府好幾年,是百文敏極賞識的人。」

  「文敏」是已故兩江總督百齡的諡號。此人本姓張,內務府包衣出身,深得先帝賞識,號為「能臣第一」,任何疑難,到他手裡都無不迎刃而解,長於折獄,每出奇計,在湖廣總督任內,為一名江西客民伸理冤屈一事,最為人所津津樂道。

  這名江西客民,在漢口經商多年,積有餘資回家鄉置產,交由他的胞弟一手經理。及至垂暮還鄉,滿心以為可以安度餘年,不道他的胞弟竟不承認有為他置產這回事;所有的田園契據,都是胞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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