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5)_高陽

五

　　▼殺賊書生紙上兵

　　另一張的張佩綸，為李鴻藻的門生，論到人品，比張之洞高出很多。我讀近代史，發現了許多極有趣的課題。其中最堪玩味的是，如果馬江之役不是一敗塗地，張佩綸即有挫折，不如是之甚，恐怕以後的政局，又是一番光景。至少李鴻章個人，定不至於「晚節不終」。

　　有一個鐵樣的事實，似乎研究近代史的人，尚未談過（不敢肯定，讀者中倘知有人談過，千乞見告），此即李鴻章早就選定了張佩綸為衣缽傳人。這一個念頭，甚至在張佩綸獲嚴譴後，亦未放棄。

　　曾國藩有一句名言：「辦大事以找替手為第一。」如曾國藩這種節制五省軍務，督撫中從未有過這種大權的人，「大事」或者非一人一生之力所能辦了，所以接手之初，便當有長遠的計劃。替手有人，則不必求急功，亦不憂失初志，乃能為長治久安之計。曾國藩本人在金陵克復之前，至少已找好兩個替手，一是助李鴻章建淮軍來替湘軍，二是將長江上下游以外的東南地區交給左宗棠。大致說來，這兩個替手都找得不錯，應該歸之于曾國藩的「相業」。

　　李鴻章的北洋軍系，矛盾甚多，而且劉銘傳、潘鼎新、郭松林等，都不是肯安分的人。李鴻章為避「合而謀我」之厄，猶須在此數人之中，製造矛盾，相互牽制，其操縱之道甚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絕不可能于淮軍將領中，選出一個能籠罩全域，為他代掌北洋的人物。

　　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就是非科甲出身，絕不能大用。舉人出身的左宗棠，封侯拜相，膺專閫之寄，可一而不可再。淮軍將領中，最有資格的只有劉秉璋，但已獨樹一幟，在光緒初元，與淮軍的關係已相當疏遠了。李鴻章數年物色，才找到了張佩綸。

　　張佩綸的父親叫張印塘，官至安徽按察使，後來死在浙江。李鴻章與張印塘有舊，曾資助張佩綸盤籍回靈。一個有心結納，一個亦以種種關係，樂於傾從。當時李鴻章看中張佩綸的，第一是才氣；第二是與北派的關係；第三是清流魁首，台諫講官中的佼佼者亦都不敢惹他，將來接掌北洋，麻煩會比自己少得多。

　　《孽海花》中說張佩綸贖罪進關後，去看李鴻章，發現李小姐的兩首七律，頓生知遇之感，因而求婚，事實不盡如此。張佩綸不是那樣冒昧的人，李鴻章亦不會視愛女的終身大事如兒戲。托以姻婭，即有傳授衣缽之意。

　　張佩綸早在甲申年已為南派，亦即為傾向于翁同龢一系者所不滿。《花隨人聖庵摭憶》記：

　　晚清同光以來，則漢大臣互相齮齕，而滿大臣驕奢宴樂，騃不知事，宮闈亦相厄，以速其亡。蓋宦途未有不相擠者，特視為何如人。愚者，譬如擔夫爭道，智者則擊轂償車矣。試以晚清言，曾文正見扼于祁文端，微肅順左右之，幾不能成功，是一例。曾氏兄弟，與左文襄、沈文肅交惡，雖無大影響，亦是一例。

　　光緒初葉，帝后兩黨交哄，而李高陽與翁常熟交惡，其終也，促成中日甲午之戰，所關於國運者甚大。

　　當時高陽、常熟陰相扼，而合肥李文忠居外。其時有言文忠有異心者，旨令常熟密查，複奏「李鴻章心實無他」。事見宋芸子詩自注。其後翁力主戰，李欲格之，不能。不可戰而戰，所失倍甚。

　　前錄陳伯潛感春詩，即可見高陽一系之微詞。當時朝中名士，前一輩清流，若張孝達、張繩庵等，皆與高陽善。而稍後進者，若張季直、沈子培，則與常熟善。其分野，可於《越縵堂日記》等書見之。而南皮受常熟之扼，為最甚。

　　《廣雅堂詩集》中《送同年翁仲淵殿撰從尊甫藥房先生出塞》一首，下有文襄自注：「藥房先生在詔獄時，餘兩次入獄省視之，錄此詩，以見余與翁氏分誼不淺。後來叔平相國，一意傾陷，僅免於死，不亞奇章之於贊皇，此等孽緣，不可解也。」五十九字，敘述昭晰。

　　常熟之扼南皮，予所聞，南皮在光緒中葉，已有入軍機議，翁持不可，其後廣東報銷一案，亦翁核駁，此外，則不能知。此自注五十九字，乃南皮晚年自加，幕府有勸其刪去，南皮執不可。此事居張幕者，若王司直、許溯伊皆深知之。其後又有《過張繩庵宅》四詩，末詩二句「知有衛公精爽在，可能示夢儆令狐」，令狐，亦指常熟也。然至宣統初，南皮入軍機，年七十餘，則亦躬遘黨爭，而化為調停者。集中有《新舊》一絕句云：「門戶都忘薪膽事，調停頭白範純仁。」是其證也。

　　記中「孝達」為張之洞，「繩庵」即張佩綸。我引錄此文的目的是請讀者注意兩點：

　　第一，自沈桂芬歿後，南派繼起無人；北派勢力大張，但後起名士，漸與翁同龢親，自然而然造成了翁複成南派領袖的地位。

　　第二，宋芸子即為宋育仁，為王壬秋得意高足，亦翁同龢門下之一。宋出身張之洞所創建的成都尊經書院，故與張之洞亦有淵源。詩注中謂翁奉旨密查，言「李鴻章心實無他」語，事屬可信。于此可知，翁與李鴻章雖有私憾，但為國事，未始不可同心合作，主戰主和之所以分歧者，有各種因素激蕩使然。不過，欲在政策上求得一致，首須在見解上取得協調。當時李鴻章認為想影響清議，取得支持，張佩綸是最夠資格的一個人。我以為李鴻章之所以打算以張佩綸為替手，除了認為他內有李鴻藻、外有張之洞的支援呼應，足以在北洋站得住腳外，同時亦因為他與翁同龢未始不能以對等地位取得諒解。只要張與翁能攜手合作，親翁的南士，對張的觀感自然亦會改變。

　　這是李鴻章在光緒親政前後的想法。李鴻章結納張佩綸甚早，但思重用張佩綸，則在回任直督以後。照我玩索當時政局，他所忌者仍是「自己人」，即是張樹聲。

　　李鴻章「用滬平吳」，同治元年由安慶帶到上海的淮軍只七千人，嫡系部將為劉銘傳、周盛波、張樹聲、吳長慶，另有曾軍而為皖人的程學啟、湘軍的郭松林，以及鮑超的霆軍部將楊鼎勳等。另奏調舉人潘鼎新、編修劉秉璋同行，以其弟鶴章總營務處。程學啟功最大，早死，其餘諸人自然也都得意了，但劉銘傳、張樹聲、劉秉璋都不是肯久居人下的，所以李鴻章到北洋後，淮軍形成分裂，「二劉一張」皆各樹一幟。就較廣泛的觀點看，則是淮軍的擴張，亦為李鴻章勢力的膨脹，但自以遙尊李鴻章為先決條件，否則即會形成威脅，自必招李之忌。

　　李鴻章于同治八年三月丁憂，直隸總督以粵督張樹聲署理，此一安排是李找張來為他「看家」。誰知張甫接事，朝鮮發生因大院君與王妃閔氏爭權而起的兵變，牽涉到對日衝突。派吳長慶率師渡海至朝鮮平亂，雖由李鴻章與朝中定策，但張樹聲的調兵遣將，後勤支援，亦頗有功。張樹聲本人可能並無取李鴻章而代之的野心，但直督為疆臣領袖，近在畿輔，向來不能不敷衍朝士，而張樹聲之子全力周旋清流，有「清流腿」的外號。

　　張樹聲之子名華奎，字藹卿，以舉人捐班為侍郎，與李慈銘未中進士前的情形相似。所不同者，李慈銘借此獲微薪及「印結費」資生以待時，張華奎則借此得以留京，為其父作「公共關係」，而以巴結清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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