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46)_高陽

四六

　　張蔭桓當時的處境，完全是孤立的，倘非竇納樂出死力相救，性命必然不保。當時直隸候補知縣王保慶、曹景郝奉派解送張蔭桓出境，合著有一部《驛舍探幽錄》，說張蔭桓一再伸手在腦後作勢，問王、曹二人，可會如此？意思是會不會被殺。由此可見，張蔭桓深知本人的境遇，危險尚未過去。李鴻章救他，他當然知道，可是，他也知道，如果慈禧尚有後命，李鴻章就絕不會「救人救徹」，他跟李鴻章之間的嫌隙之深，可由李鴻章對林權助所說的話中聽出來。

　　此外，庸庵尚書在《夢蕉亭雜記》中，載戊戌年中秋，如何照料張蔭桓起解後。又記：

　　後謁李文忠公，公曰：「不料張樵野也有今日。我月前出總署，幾遭不測，聞系彼從中作祟。此人若不遭嚴譴，是無天理！」

　　其語怨毒極深，則知所謂「幾遭不測」者，確有其事。按：李鴻章出總署，系在七月二十二日，正當禮部六堂官以「抑格主事王照（小航）條陳」，全班革職，及擢用「四京卿」，百日維新到達最高潮的時候。以李鴻章當時的地位，是何罪名，可致不測之禍？細心推求，只有一事，即是年三月初七，訂立旅大租借條約的第二天，由巴布羅福，面送賄銀五十萬兩。據《微德回憶錄》記：

　　中國政府不願接受俄之要求，太后與皇帝幸頤和園避暑，太后為英日所支配，堅持不肯讓步。在此情勢之下，中俄所議無成，必引起兵爭。餘乃急電財政部駐北京之代表（按：即璞科夫）使謁李鴻章、張蔭桓告以餘意，勸亟成議。……余並令此代表以重寶賄二人，價值一為五十萬盧布，一為二十五萬盧布，此為予對華人交涉初次行賄之舉。

　　但張蔭桓在此案中，實未受賄，《羅曼諾夫報告》中亦只言李鴻章受賄，而不及張蔭桓。最確切的證據是，「赤檔」中有巴布羅福於三月初七致微德一電：

　　余今日面付李鴻章銀五十萬兩，李大為欣慰，囑余向閣下致謝。餘同時已電致璞科夫告以此事。餘未得便交銀與張蔭桓，蓋彼行為，遠較謹慎也。

　　如果以後巴布羅福有機會向張行賄，自必有電報給微德，因為此中關乎一筆鉅款的報銷，巴布羅輻是必然要做到這一道手續的。而「赤檔」中並沒有這樣一個電報。

　　如李鴻章所說，則逐其出總署，自然也是張蔭桓的建議。前面談過，光緒在接待亨利親王一事上，已充分顯示出對張蔭桓不但信任，而且極其欣賞。由此可以想像得到，光緒當時的方針是，內政的改革交付「四京卿」，而外交方面，則唯張蔭桓是賴。張蔭桓要改革中國的外交政策，首先就要驅逐盤踞總署不去的幾隻老狐狸。且看當時總署的名單：

　　慶王奕劻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
　　戶部尚書敬信戶部侍郎張蔭桓
　　刑部尚書崇禮禮部尚書廖壽恒
　　戶部尚書王文韶

　　在這名單中，張蔭桓所感到不便者，第一是李鴻章，第二是敬信，即因為他是戶部尚書，如果受人利用，有所主張，張蔭桓因為戶部的關係，不能不賣面子，那就會形成掣肘了。至於王文韶，系以軍機大臣的資格入直，本性圓滑，不喜多事，張蔭桓駕馭得住他，而且也正要利用他打通榮祿的關係，當然不會動他。而李鴻章與敬信則於七月二十二日同日出總署，豈非張蔭桓為掃除障礙所做的安排？

　　更由翁同龢「記取伏蒲三數語，首將芻槁責司徒」的詩句去看，可以想見，張蔭桓已將李鴻章受賄賣國的全盤經過，都告訴了光緒。以李鴻章的地位，任何誤國的乖張措施，都可說是政策上的不同，此即範當世之所謂「國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無論斷」，如以為非，充其量休致而已，絕無什麼不測之禍。但受賄有據，豈得謂之為「功罪是非」，無可「論斷」？而據此以欽派親貴鞫問，刑曹議罪，李鴻章的下場，即令不會像柏葰、何桂清那樣，畢命西市，至少也得賜自盡，然後以懿旨貸其一死，改為充軍。

　　當然，這樣的做法，極可能馬上會引起俄國的武裝干預，這是連張蔭桓本人都不願見的事。但如光緒一怒之下，勒令休致，也就夠李鴻章受得了。所以他對張蔭桓有「此人如不獲嚴譴，是無天理」刻毒語。

　　以上所分析的這段內幕，治現代史者，似乎尚無人談過。由此，對戊戌政變的影響，似亦應加上一個新的評估因素，即如袁世凱不告密，維新能夠成功，不獨在內政上會出現一個全新的局面，外交方面亦很可能走出困境。張蔭桓是親英美的，人所皆知，慶王奕劻則是日本人所極力爭取的對象，如果外交由張蔭桓來主持，必是採取門戶開放的政策，以與英國、日本經濟合作，不排斥德、法，而以抑制俄國在東北的擴張為主。同時，我相信張蔭桓亦一定會主張與榮祿合作，共同來維持新舊滿漢之間的和諧。總之，如果不是袁世凱告密而發生了政變，張蔭桓能獲大用，日俄戰爭亦不致發生，即令發生，也不會在中國的領土上打起來。

　　及至起解後，兩差官一路與張蔭桓閒談，頗有異聞。《驛舍探幽錄》記：

　　因詢康有為以一介草茅，何遽進用，敢肆猖獗，某等實系解不得。張答曰：茲禍之起，康有為固罪魁，實翁常熟釀成之，康應乙未會試，本未入彀，常熟搜於落卷中得中式，有知己感，時欲上書，央我介紹，常熟允見。恭邸建議曰：額外主事保舉召見，非例也，不可無已，先傳至總理衙門一談，畢其言可用，破例亦可，否則作罷論。眾曰：諾。此年前冬間事也。年節伊邇，各署多冗，無暇及此，今年正月初三日，慶邸率合肥翁常熟及餘，公見康於總署，語未終，餘以有事去，不知作何究竟。

　　此段前半，張蔭桓誤記，乙未會試，翁未入闈，是科徐桐主考，康有為乃徐桐取中。翁同龢於榜發後，日記中有一語：「康祖詒中矣！」詞氣極憾，倘非晚年改原記，則翁同龢對康有為有戒心，自為事實。張蔭桓又談：

　　未幾，康上條陳，朝廷發交總署核議，僅議可行者兩事，曰礦務，曰商務。常熟見之訝曰：洋洋數千言，條陳千數事，僅此兩條可行乎？眾不得已，奏請軍機處會議。軍機大臣懼擔不是，擬旨會同王大臣議，皇上朱筆改交軍機處議，議行過半，而康自此獲上矣。積漸相乘，此後凡有條奏，徑交軍機處，命廖大司寇專司其事，大司寇夙知康之荒謬，謂常熟多事，而亦無法辭卸。康本孫文党，挈多金走京師，密結京僚圖不軌。康實寒素，所有皆孫文資。侍讀學士徐致靖折深酬四十金，宋伯魯、楊深秀等月資以三百金，日本致仕相伊藤來華，李端棻保康為迎送使，實康折稿奏入留中，由是康頗驚皇。

　　康有為被傳至總署問話，即是年正月初三日事，翁同龢有記，斥之為「狂甚」。至其上條陳以後情事，翁同龢日記未載，其時正忙於對德交涉，亦無暇及此，就康有為自訂年譜，亦僅言「常熟將欲開制度局，以我直其中」，不及其他。於此亦可信，康有為之得能上達天聽，實以張蔭桓之力居多。八月初六張家被搜查，即以傳言康有為匿居張處，足證張、康交往甚密。至於此時張之盡歸罪於翁，亦以方處危疑之中，不得不然。何況兩差官皆為初識，張不能不防系有意刺取隱私，自無真話。

　　以下張蔭桓又講伊藤博文訪華事：

　　聞伊藤久已罷相，此次來華，系伊藤自來遊歷乎？抑中朝召來議事乎？張答曰：噫！我之禍亦由此。此次伊藤系自來遊歷，我因與彼有舊，至京時來見我，我遂款以酒筵。伊藤覲見，又系我帶領，時太后皆見之，遂疑我與彼有私。及後有康結日本謀劫太后之說，太后愈疑我矣，夫複何言。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