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傳(100)_高陽

一〇〇

　　但康有為決不能道破實情，否則他的一切誑言，無不拆穿。因此，他竟造作德宗許以「直遞」的子虛之事，進而有所謂「密摺」、「密詔」。其事實真相，可為之分析：

　　第一、從譚、林口中，康有為得知確有密詔付楊銳。康有為設想他人必有此疑問：康某既自稱如何上結德宗特達之知，則有密詔，何以不付康某？於是撒謊撒到底，竟謂有兩道密詔，一道謂「朕位且不保，令與同志設法密救」；一道謂催其出京，意在保全。好在譚、楊均已不在人世，死無對證；即令不信有其事，但無證據。不意此密诏竟為楊銳攜回四川，且於宣統元年呈交攝政王，公諸於世，真相乃明，否則終成疑案。

　　第二、康有為在京多方活動，終未能更上層樓，八月初二日催其出京的明詔一頒，康有為的原形，已顯了一半。八月初三楊崇伊上訓政摺，則慈禧復掌大權，已成定局。康有為至此已至日暮途窮之境，倘不速走，禍且及身；但既不能攜其弟同行，而忍令蹈虎尾春冰之險，就必須有一說得過去的理由，因而造作德宗境況如何危險，欲其相救，以示大義所在，忠君不能不棄弟的苦衷。

　　第三、有密詔始可號召勤王，以遂其行騙之計。

　　至於袁世凱，只在迫不得已，或居然有人當面詢問時，承認告密，不認誣證，因為告密可有解釋，一是為了「保全皇上」；二是榮祿為長官，如此大事，何所不告？但誣證則為陷害，決不可認。

　　但就是袁世凱自己的話，亦有許多前後不符之處，如張一麐所記，「據北洋幕府所聞」，而又謂「此數語皆袁所親告人者」，謂袁世凱回津後，「榮祿已令衛兵夾道羅列，而自西后處來之楊莘伯亦在座」之云，而「戊戌日記」則謂次日始於榮祿座中見到楊莘伯。

　　曾在北洋政府任要職的張國淦，數年前有一回憶錄發表，謂曾面詢袁世凱。據記如下：

　　袁言：「當時宮廷和天津督署，天天有私人往返，所有秘密，他們知道比我多，比我快，何待我告密？御史楊崇伊常常來津，在督署一住多日，禮部尚書懷塔布等革職後，他們到津與榮督秘談，所談何事，外人固不得知，聽說與太后訓政有關。七月二十九日，我奉旨到京，初一日召見，特賞侍郎候補。初三夜，譚嗣同來，聲言榮某近日獻策，將廢立，要求我誅榮某，圍頤和園，並言：已有硃諭在手。出示硃諭，乃係黑筆所書（原註：即廿九日密詔節錄者。高陽按：即付楊銳的密詔），並無誅榮圍園之語。譚言：他能挾制皇上，於我請訓時，付我誅榮圍園硃諭。我聽其『挾制』二字，不寒而慄，告以『天津尚有聶董兩軍，及淮練各軍七十多營，北京神機各旗營，事前不能接洽妥當，單靠我的七千人，如何能辦這樣大事？』譚嘵嘵不休，只得說——」

　　但在「戊戌日記」中談及硃論時，謂「譚云：『硃諭在林旭手，此為楊銳抄給我的，確有此硃諭。』」前後說法不同。張國淦又記：

　　我又詢初五日請訓，皇上交何硃諭？袁言：實未交硃諭。但諭『你練兵甚好，以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似乎是我的軍隊以後可與榮祿對立，不必受他的節制，但亦未明言。」

　　「與榮祿各辦各事」一語，亦見「戊戌日記」，但記為初二日謝恩時所諭；日記中謂初五日請訓時，只有袁世凱的奏諫，而「無答諭。」揆情度理，以與張國淦所言為真實，因既為請訓，德宗決無一言不發之理。張國淦又記：

　　袁又言：「我見榮督，榮問：『請訓時奉何密諭？』我言：『請訓時並未奉有密諭，只叫我好好練兵。』榮言：『何必欺瞞？』我覺得北京舉動，彼已聞知，因言：『皇上對於太后並無他意，只是新進諸臣，興風作浪。』即將初三日夜，譚嗣同談話詳要說明，並言：『這是他們的策畫，與皇上絲毫無干。母慈子孝，他們的胡作非為，萬不可牽累皇上。我們當調和兩宮，保全皇上。』榮笑言：『你倒是皇上忠臣。』我言：『外有各國使臣，內有各省督撫，如果有非常之舉，難保不有異議，致生他故。』榮頻點頭言：『你還是好好練兵吧！』

　　袁世凱這一段話，與日記不同。日記中強調他與榮祿的立場一致，俾為如或興獄，有辯解的餘地。此時已非清朝，無所顧忌，因而語氣中指出榮祿為后黨。至於所謂「欺瞞」，袁世凱所瞞者，為「與榮祿各辦各事」一語，而非所謂「誅榮圍園」，但日記既已如此說法，對張國淦遂亦不得不說假話。張國淦又記：

　　我又詢袁：「彼時都說榮祿初五夜專車秘密到京，才決定大計，實情如何？」袁言：「太后訓政，醞釀已久，近日殺榮圍園，風聲傳播，后黨方面又加甚其詞，所以提前辦理。我在此時亦是他們懷疑防閒之一人，榮果秘密到京，自然不令我知道。我此時憂讒畏譏，亦不敢多有議論。」

　　這段話有真有偽。榮祿如於初五秘密進京，袁世凱決無不知之理。因為榮如初五夜進京，則初六日謁見慈禧，有許多事要辦，初六必然無法、亦無必要趕回天津，則袁世凱至督署見榮撲空，榮祿的行蹤自明。推作不知，正為榮祿其時未曾進京的反證。

　　張國淦與袁世凱的上引談話，是在民國二年，當時他並未看到宣統元年在南通印行的「戊戌日記」，直至民國十五年二月，有名的詞家況夔笙，在發表於「申報」的「餐櫻廡漫筆」專欄中，連續刊載日記原文，張國淦方始發生疑問，認為其中最大的漏洞是袁世凱八月初五回津與榮祿相晤的情況，他說：

　　這是何等重大事件，豈有當晚「略述內情」而等待「次早」卻又「枉顧」之理？

　　誠然，這是情理上絕不可通之事，袁世凱於此段未說真話。但如因此而以為袁世凱有不可告人之處，即為告密的證據，則大謬特謬。如前分析，袁世凱作此日記的用意，在留一辯解的餘地，且極力強調他與榮祿的立場、看法以及情緒相同，俾使攝政王載灃有投鼠忌器的顧慮，不敢再追究此案，即不能不簡化其與榮祿談話的經過。

　　問題是假話說得不好，照道理應該編得更合理，事實上這亦並非困難之事；而所以如此寫者，是故意寫得不合理，故意留下漏洞，須知這個漏洞，是一個開啟真相的匙孔。譬如這一段：

　　語未竟，葉祖珪入坐，未幾達佑文亦來，久候，至將二鼓，不得閒只好先退，約以明早再造詳談。

　　就「告密」而言，這一段是非常不通的。葉、達皆榮祿幕僚，儘可請他們離去，以待畢其詞；即或為了禮貌，亦可請榮祿易地密談。復就情理血言，榮祿亦決不會置如此大事於不問，而與幕僚閒談之理。袁世凱所以如此寫，主要的原因是：第一列舉兩名在場的證人；第二，暗示本無密可告，故以「略述內情」一語了之。此為史法中曲筆及隱筆的交替運用。清朝初期文網甚密，故清人有所記述，欲保留真相而恐觸犯時忌時，每每運用此技。我在作清朝諸疑案的考證時，經常遇到。如冒辟疆作「影梅庵憶語」，有意將董小宛的年齡弄錯一年；並託吳梅村設法保存董小宛被劫，輾轉入宮，祔葬順治孝陵的真相，吳梅村為之寫「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七絕八首，即為一例。

　　吳梅村的方法是先寫董小宛被劫，而以「引言」中「阮佃夫刊章置獄；高無賴爭地稱兵」兩語，閃爍其詞，故意用阮大鋮及高傑兩人來淆亂聽聞；最後在第八首結尾，留下「欲即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這麼一個疑問，也就是一個大漏洞，董小宛既然葬在影梅庵，何以祭掃無由？墓門是如何深；侯門是如何阻？要問答案，便須從這個「匙孔」中去探索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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