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傳(101)_高陽

一〇一

　　袁世凱的「戊戌日記」漏洞尚多，而所有的漏洞，無非都在暗示，「圍園」是不可能的事；政變亦非由他而起。所謂「袁世凱告密」亦如「曾參殺人」，越傳越盛，越具體越誕妄，最可笑的莫如大陸專門造假古董、假史料的一班人，在所謂「項城書札擇抄」中，偽造一封袁世凱致其兄袁世勛的信。先謂袁世凱是保皇黨，其言如此：

　　蓋緣皇上急欲變法圖強，擢用康有為、梁啟超等一班維新之士，佐治改革。康梁遂設立「保皇黨」以資號召，知余統練新軍，誘引入黨，密奏皇上將余破格升授為候補侍郎。余思保皇本為臣下之天職，慨允入黨。其黨綱以革除腐敗老臣，施行維新政策為宗旨。

　　按：其時只有「保國會」，並無保皇黨。至光緒廿五年夏，康有為在加拿大以「衣帶詔」為斂財之舉，始於六月十三日在域多利省成立「保皇會」，其後遍設總會、支會於加拿大、美國各埠；梁啟超亦於日本橫濱成立同樣的組織，方有「保皇黨」這個名稱。「戊戌政變」以前，皇帝所握有的權力，前所未有，足以自保，何待他人「保皇」？

　　以下又談「廢立」云：

　　不料太后在頤和園得此消息，立召榮相並滿漢大臣商議，欲廢皇上為庶人，另立端王之子溥儁以承大統。事機不密為康梁所探悉，急奏皇上降密旨命余提兵圍困頤和園，將太后軟禁，榮祿等一班奸黨一律逮捕監禁。弟接旨後，進退兩難，不奉詔是欺君逆指，若提兵軟禁太后，是助君為不孝。

　　此一段無一真實，且「康梁」為後來的名詞，當時的梁啟超，尚鮮為人知。又談與榮祿的關係云：

　　逮捕榮相，是以怨報德。自問天良，弟無榮相特保，安有今日之勢？若派他人殺之囚之，弟可不問，由我督兵捕之，天理人情均嫌不合。此中委曲，後世明眼人自能諒之。弟徬徨終夜，此種重大機密，又不能與幕友磋商，直至天明，決意提兵入京，見機而行。

　　此時袁世凱已經在京，何得又謂之「提兵入京」？但愈出愈奇，奇談之尤，更在以下：

　　及抵京師，屯兵城外，孑身入宮，面見皇上，授余密詔，捕拿太后黨羽，榮相刊首名。余只得唯唯而退。行近宮門，正遇榮相入宮，攔路問余帶兵來此何事？弟被逼詞窮，只得以實情詳告。榮相立即帶弟入頤和園面奏太后。此非弟之賣君求榮，實緣榮相是弟恩師，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戰勝，斷送六君子之生命，弟之過之。但弟資格太淺，斷無真除之理，如此反覆圖功，必然受後世之唾罵。若然拘囚太后，後世又將責弟若君為不孝也。」

　　對袁世凱的這封「家書」，只有以「開玩笑」三字來形容。表面上是開袁世凱的玩笑，實際上是開中共的玩笑。中共幹部常將文化人視如勞工，以為只要動手，就必有成績，若干文史學者，乃以苦中求樂的心情，信口開河，大開玩笑，一以排遣無聊寂寞的苦悶心情；一以嘲笑中共之無文化，一以交差換取糧票，一舉數得，而淺薄無知者，信以為真，則自取之咎。

　　張國淦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既錄此「家書」，復作四點分析：㈠「加入保皇黨」，㈡「初五日面交密詔」，㈢「提兵入京」，㈣「初五日請訓告密」。最妙的是，在此四點分析以後，須作結論時，前面先加一句：「由此，我們如認為袁書確實」則如何如何，此非強烈暗示，「袁書」並不確實。中共搞「文化」工作的幹部，以「代工」的方式作「學術研究」，史料便是原料，分配多少史料，便須交多少成品，「論件計酬」付工資。至於史料之真偽，在中共幹部是不分辨也無法分辨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