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壘浮雲(28)_高陽

二八

　　吳佩孚沒有聽出他弦外有音，天真地答說：「今天天氣很好，沒有風。」

　　「沒有風，怎麼把你吳大帥吹來了？」曹錕即時板起臉來：「你是大帥，我從前也是大帥。當年有了功勞都是你們的；我不把功勞分給你們，你那裡去當大帥？如今你呢，有功勞都是自己的，不能容人，也不能開誠布公，自大狂妄，以致於大家離心離德，你得好好想一想！」

　　這一頓聲色俱厲的訓斥，將吳佩孚說得啞口無言，夏壽田與張廷鍔趕緊把話扯了開去，以免吳佩孚過分難堪。不過訓斥歸訓斥，回護歸回護，曹錕還是將靳雲鶚找了來，好言安慰之外，嘱咐他要顧全「團體的利益」，尊重吳佩孚的地位。

　　當曹錕由鄭州回保定後，局勢已經有了變化；保定是在吳佩孚。討赤時攻下來的。特派齊燮元坐鎮，這一帶的税收，是吳佩孚的重要餉源。但直隸督軍褚玉璞認為保定是直隸的疆界，應該收回；在曹錕離開保定到鄭州時，派了一師人開入保定，接收了防務；等住在天津的齊燮元得知消息，已無可挽救了。

　　但是，吳佩孚最大的打擊，是來自奉張。本來吳佩孚南撫孫傳芳，北聯張作霖，這個三角關係，以他為中心，怎奈孫傳芳私心忒重，坐山看虎鬥的結果，使得革命軍能用個別擊破的策略，造成吳、孫的兩敗俱傷；在這樣的態勢之下，張作霖面臨了一個必須作出抉擇的局面，如果不甘於坐守關外，便須入關有所作為。結果是張作霖選擇了後者，也就是擔當起對抗革命軍，挽救北洋軍閥的主要責任。

　　其時國民革命軍對大局有一個極其精當的分析與判斷，認為張作霖組織安國軍，是孫傳芳全力策動的結果。但張作霖目前對迫近潼關的西北軍，較之對革命軍，更為緊張；因為潼關一下，西北軍開入河南，北方便大受威脅，所以奉軍必先全力對付西北軍，一定要待到河南穩定後，才會對革命軍採取行動。

　　因此，革命軍當前的戰略是，第一、先肅清湖北西部；等西北軍經營陝南告一段落，兩軍在鄂北取得聯絡，再定攻河南的計劃；第二、乘此奉軍無暇南顧時，革命軍在東南方面，先定閩浙，再圖蘇皖，暫定劃江而守，以待時局的變化；第三、上海勢在必得，否則長江閉塞，海外交通亦難自如，一得上海，全面皆活，可立於不敗之地；第四、南京及皖南收復後，進軍河南，逐鹿中原，此時不但西北軍可以取得聯絡，山西亦必響應，然後北定燕雲，統一全國。

　　果然，初步顯示，局勢的發展，悉如預料，張作霖以孫傳芳的主力守淞滬；直魯聯軍守南京，而以入河南防西北軍，作為奉軍的主要目標。這一來，就非將擋道的吳佩孚請開不可了。

　　儘管張作霖函電交馳，表面詢問吳佩孚的動向，實際上是請他讓路，甚至表示入豫的奉軍，可以歸吳佩孚指揮。但有南口的經驗在，吳佩孚頗具戒心，所以一再表示，自己的實力足以擋得住革命軍，還不需要奉軍。

　　但是，他的實力在哪裡呢？寇英傑、靳雲鶚兩軍，都指揮不動，而且靳雲鶚反奉的態度十分強烈，甚至自行組織了「保豫軍」，準備對抗張學良、韓麟春的部隊。

　　張作霖忍無可忍，下令三、四方面軍，肅清黃河北岸，渡河進佔鄭州。於是奉軍先頭部隊於一月底進駐河南彰德；全部兵力五萬人，由京漢、隴海兩路陸續南下，前敵總指揮是第十軍軍長于珍，而張學良則不時往來於前線與北京之間。

　　三月五日，張學良到達河南衛輝，此地南濱大河，西控上黨，號稱天下之中，他與韓麟春召集第十軍軍長于珍、第十七軍軍長榮臻、第五軍軍長趙恩臻及炮兵司令鄒作華等高級將領會議，決定分三路前進，于珍指揮中路、趙恩臻指揮西路、榮臻指揮東路，限一星期內渡過黃河，進逼鄭州。

　　在會議中，張學良下了極嚴厲的命令：嚴守軍紀，不得害民擾民。原來張學良雖未正式受過西方教育，但從青年會到京奉鐵路，他的外國朋友很多，頗為嚮往西方文明；革命軍出師以來，只為部下恪守軍紀，到處受到百姓的歡迎與支持，以致所向無敵，對他是個極大的啓示。再細想一想，馮玉祥的部隊打不散，亦是由於紀律嚴明；此外孫傳芳的部隊，軍紀比較好，戰鬥力就比較強。奉軍的裝備、訓練、士氣都是第一流的，就是軍紀太壞，以致於楊宇霆在江蘇，地方上一聲號召，群起而攻，不須有甚麼行動，就垮下來了。因此，他這一回決心要洗刷「奉軍紀律最壞」的名聲。

　　因此，這一回奉軍由於黃河鐵橋已斷，不得不用船隻渡河時，破天荒地是用相當合理的價格，雇用民船，而非蠻不講理的徵用；同時亦停止了拉伕，出價雇用伕子來運輸輜重，使得河南老鄉，大感驚奇。

　　三路奉軍，由于珍所指揮的中路開始，分別在鄒作華的重炮部隊支援之下，強行渡河，直撲鄭州，還發動了飛機助攻。同時張作霖給了吳佩孚一封電報，指責他「敵來犯境，則退讓不遑；友來假道，則屏絕不許」，措詞很不客氣。見此光景，吳佩孚黯然退出鄭州，轉往豫西鞏縣，暫時歇足。

　　哪知馮玉祥的部隊，已由陝西出動，而潼關守將張治公則投降了奉軍；但在洛陽的所謂「鎮嵩軍」劉鎮華部，卻又響應馮玉祥。雙方部隊一層夾一層，形勢搞得非常複雜，如果吳佩孚未離豫西，奉軍不能自鄭州攻洛陽的鎮嵩軍，張治公便有為馮玉祥、劉鎮華夾擊之危。因此，張學良派人持專函去見吳佩孚，信中很客氣地請「吳老伯移居鄭州」，實際上是要他讓路。吳佩孚置之不理，韓麟春等人便老實不客氣要動武了；以關雲長自許的吳佩孚，變成了兵敗的「劉皇叔」，栖栖皇皇地遁往南陽。

　　其時國民革命軍的發展，真所謂「順天應人」，大軍所到，無不歡迎，以致孫傳芳一敗於江西，再敗於福建，三敗於浙江，四敗於安徽，五敗於江蘇，三月廿三日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後，於四月十八日由國民黨正式發表文告，國民政府決定奠都南京；軍事方面繼續北伐，肅清了黃河以南，而山西的閻錫山，亦已決定與國民革命軍合作。在這樣的情況下，奉軍不能不放棄隴海退守河北。

　　北洋軍閥，如今只剩下一個張作霖了。時移勢轉，他只有在兩條路中挑一條走，不是退守關外，便是獨挑大樑。張作霖挑了後面的一條路。

　　挑這一條路，是由於張宗昌的慷慨陳詞。六月十六日下午，張作霖在順承王府召集會議，商討「最高問題」，亦就是否自封「海陸軍大元帥」組織軍政府？張宗昌站起來發表議論：「現在的敵人，跟以前不一樣了，以前不管是哪一系，打來打去都是北洋自己人。吃了敗仗的，過一陣子照樣再起來：現在敗給革命軍，可真是把命都革掉了。與其坐著等死，不如痛痛快快大幹一番，幹不過人家，再回關外也不遲。老帥有了「大元帥」這個銜頭，就算出關，也跟孫中山在廣東一樣，仍舊可以撐起一個場面來。」

　　張作霖連連點頭，「最高問題」便這樣決定了。當天張作霖發表通電，表示討赤到底；但對反共者，暗示可以妥協。同一天由孫傳芳、張宗昌領銜，會同奉軍將領通電擁護張作霖。北洋政客梁大詔、曹汝霖等亦支持張作霖為北洋最高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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