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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尚書記


  《書說》之謬悠,莫如《君奭篇》序稱「召公不悅」,及周公代成王作誥,而弟康叔。自唐以後,眾以為疑。朱子出,其論始定。然折之以理,而未得其情也。

  余既辨《周官》,正《戴記》,然後悟曰:「是二者,亦劉歆之為耳。」蓋歆承莽意,作明堂記,奏定居攝踐阼之儀,而戴記所傳無是也。故豫征天下有逸禮、古書、周官文字者,令記說於廷中,以示明堂記所自出,〔不徒購其書而征其人,使記說,利其無稽也,故前後至者以千數〕而又多為之征,于文王世子之篇竄焉。週末諸子言禮者,莫篤于荀卿,而網羅舊聞莫先於史記,故于荀氏、司馬氏之書亦竄焉。奏稱「周公踐阼,而召公不悅」,所以探漢大臣之心,而多為之變以攜之也。而於記無可附,故於君奭之序竄焉,而並竄魯、《燕世家》以為之征。

  莽改元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以為周公受命稱王之文,則當是時尚無篇首周公作洛眾會之文也。〔使此文前具,則必引為明證,而不徒虛為之說矣。〕歆知其說為天下所心非,故複竄此以設疑於後世爾。蓋是篇乃伏生之書,博士弟子所循誦也,若早竄焉,則眾譁然而辨其非矣。蘇氏謂《康誥》之首乃《洛誥》錯簡,群儒因之,亦非也。其地其時實與《多士》篇應,而見士于周,義亦近焉。蓋五服之國,各登其民治而貢士于周,故公因而告之。然大義無存焉,雖存而不論可也。余憫漢、唐諸儒為歆所蔽,使聖人之經受其誣,而記禮者及荀氏、司馬氏亦為歆而受惡,故辨其所由然,使後有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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