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考定文王世子後_方苞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餘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遝枝贅。既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群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記，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蒞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關不能踐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于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強而附之，增竄之跡，隱然可尋。莽將即真，稱天公使者見夢于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故偽附此記，以示年齒命於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征矣。

　　嘗考《周官》顯悖於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歆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偽亂，故祿亦疾焉。余于《周官》之不類者，既辨而削之，乃並芟薙是篇，稍移其節次，而發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數者，乃禮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莽之亂政，皆托于《周官》，而僭端逆節，一征以《禮記》，其引他經，特遷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錫奏稱「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禮記》則增竄其文之征也。〕蓋武帝時，五經雖並列於學官，而易、詩、書、春秋傳誦者多，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儀禮孤學，自高堂生而外，學者徒習其容而不能通其義，故於喪服微竄經文，附以傳語。至戴記則後出而未顯。《周官》自莽與歆發，故恣為偽亂。然恐海內學士或間見《周官》之書，而傳儀禮、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故特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群書而頒佈之。使前見《周官》、《儀禮》《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於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有同異。其巧自蓋者，可謂曲備矣。」

　　自班固志藝文，壹以歆所定七略為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據以別其真偽，而每至歆所增竄，則鮮不以為疑。蓋書可偽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

　　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焉，其為歆所偽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于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為歆所偽亂者，轉賴其自蓋之跡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蓋若天所牖焉。後之人或以專罪餘，則非餘之所敢避也。

　　莽之求書，先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逸嘉禾篇，假王蒞政也。次毛詩，以毛氏後出未顯，俾眾疑其引詩而遷其說，謬其指者，或出於毛氏也。〔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為「以天下養」之類〕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于諸官也。並及爾雅雜家，使眾莫測也。《易》《春秋》無求焉，以莽事無所托，雖有稱引，而于本文無增竄也。

　　昔朱子謂「戴記所傳，或雜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論，其誣枉未有若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帝與九齡，而文王複與以三者；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及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莽為其母功顯君服天子之吊服，而不主其喪，則雜記之文，毋亦歆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間耳。而古者子為大夫，于父母之服即有變，況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為大夫，父母之為士者尚不敢主其喪，況居天子位，與尊者為體，而可私屈為母喪主乎？

　　歆既邪惡，而文學乃足以濟其奸，凡所增竄，辭氣頗與《戴記》《周官》為近。故曆世以來，群儒雖究察其非，終懷疑而未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餘考自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為妖為孼，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藝文奸言，當其時即交訕焉。而歆蠧蝕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千七百餘年而莫敢薙芟，則歆之罪其更浮於莽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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