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約答陶弘景難《均聖論》

答陶弘景難《均聖論》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

　　答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曆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為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邪，則四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邪，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邪，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為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為定。若不以此為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雲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已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概。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

　　答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為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

　　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為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澆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為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秔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複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殺禽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為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雲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于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愓寡方，意在緣報，睹跡或似，論情顧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啟諸蔽。」

　　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啟，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眾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辨。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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