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41)_伊塔洛·卡爾維諾

四一

　　▼一、法西斯治下的童年

　　1.一九三九年我十六歲，所以要回答關於戰前的「理念背景」問題，我得由那些懵懵懂懂、似是而非的東西來審視自己，試著重織一張由影像和激動而不是理念構成的網。

　　以政治為軸書寫自傳體回憶錄的危險在於誇大政治在童年及青少年時期真正的分量。我可以用這生記得的第一件事，法西斯行動隊棒打一名社會黨員開始。相信在一九二三年出生的鮮有人能記得，因為這個回憶可能得上溯到一九二六年，有人行刺墨索里尼未遂後，行動隊最後一次使用短棍。挨打的是卡斯巴勒·阿摩雷提教授，教拉丁文（他兒子是「新秩序」在執行第三國際某次任務時於日本殉職的一名共產黨員），那時他是我們聖雷莫別墅一間附屬「翼屋」的房客。我記得很清楚我們當時正在吃晚飯，老教授扭曲著一張血流不止的臉，領結也被扯掉了，進來求救。

　　不過自這第一個童年印象後，生活中一切感受、見聞，就都是文學誘因了。童年，與青少年對未來的展望大相徑庭，風馬牛不相及的感覺及想法毫無邏輯地一個接一個蹦出來。就算成長環境中表達自由、資訊發達，但一個人判斷能力的形成仍需要時間。

　　從小聽家中大人們的議論，我一直有意大利已走上窮途末路的強烈感覺。青少年階段，我跟學校同學幾乎一致憎恨法西斯，不過這並不表示說我註定將走上反法西斯之路。那時候距離我使用政治術語觀望局勢還過早，更不用說爭取某樣東西以對抗另一樣，或是為自己在尋求未來的解決方案中找到定位。眼見政治是眾人唾駡、為精英分子所不屑的對象，一個年輕人本能的反應是認定政治無可救藥地是死路一條，應該要尋找別種生命價值。當年在判定法西斯是惡，與投入政治對抗法西斯之間的鴻溝，今天看來簡直難以置信。

　　接下來我原該從書寫自傳體回憶錄會犯的另一個錯誤或毛病來看我自己：試著就個人經驗披上某一代、某一個環境的整體經驗「中間值」的外衣，凸顯共通點，將比較特別及個人的那一面隱藏起來。不過跟前幾次不同，這回我想公開於世的將稍稍偏離這個意大利「中間值」，因為我深信由例外著手，會比經由正規挖掘出更多事實。

　　我是在一個早年比起意大利任何一處地方都頗為不同的城市長大的：聖雷莫。我小時候，那裡全都是老一輩英國人，俄國皇族，人們來自全世界，無奇不有。我們家當時不僅在聖雷莫引人注目，就是在整個意大利也屬異常：我父母並不年輕，科學家，愛好大自然，自由思想家，兩個人個性有所出入，但對國家走向皆不以為然這點上又很一致。

　　我父親是聖雷莫人，出身于一個信奉馬志尼、共和制、反教權的共濟會家庭，年輕時是追隨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是改革派社會主義者，長年住在南美，沒有經歷過大戰：我母親是撒丁島人，無宗教信仰，生長環境教導她奉俗世義務及科學為圭臬，一九一五年加入主戰社會主義行列，但和平信念不曾動搖，旅居國外多年返回意大利時，正值法西斯在鞏固其勢力，在我的雙親眼前的是一個改頭換面、難以辨認的意大利。

　　我父親希望能以己力及清廉為他的國家服務，四處碰壁：以他經歷過的墨西哥革命為度量衡及利古裡亞傳統改革主義隨機應變的務實精神來看待法西斯，成效不彰。我母親，有一位聯名簽署克羅齊宣言①的大學教授哥哥，她自己則是反法西斯強硬分子。兩個人既因愛好也因閱歷，視世界為一家，都在戰前社會主義呼籲革新的泛泛口號中長大，他們不止追求自由民主，更對所有不尋常的改革運動都有好感，包括：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甘地、布爾什維克黨人。法西斯也加入此一行列，仿佛眾多改革聲音之一，但是為無知、腐敗小人所領導，是一個錯誤的路線。我們家對法西斯的不滿除了暴力、無能、貪婪、壓抑評論自由、對外侵略政策外，主要是針對它的兩大罪過：與保皇黨同一陣線及與梵蒂岡的和解。

　　﹛① 原親法西斯的克羅齊（Benedetto Croce，1866-1952）於一九二五年發表《反法西斯知識分子宣言》，與法西斯關係斷裂。（譯者注）﹜

　　青少年性喜隨群，所以發現自己來自一個看起來不一樣的家庭，會產生一種與環境之間心理上的緊張關係。我父母最惹眼的招議之舉是對宗教課的不妥協態度。他們要求讓我免上宗教課，不參加彌撒或其他宗教禮拜活動。這在我就讀瓦爾多教派辦的小學或寄讀英國學校時並沒有造成什麼困擾，在那裡信奉新教、天主教、猶太教或俄國東正教的學生以不同方式混合編班。

　　聖雷莫當時有各個教派的教堂及神父，包括風行一時魯道夫·史德耐輪回淨化論這種秘密團體，我一直以為我的家庭是周圍各種聲音的代表之一。可是等我進入公立高中後，不上宗教課，在那普通隨波逐流的氣氛中（法西斯當政已邁入第二十個年頭）我陷入孤立狀態，有時我被迫在同學和老師面前自閉於一種被動、沉默的反抗。有時宗教課夾在兩堂課之間，我就站在走廊上等，引起經過的老師和工友的誤會，以為我被罰站。因為我的姓氏，新同學每每以為我是新教徒，我否認，可是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那你信什麼？」「自由思想家」由一個少年口中說出徒惹人發笑，「無神論者」在當時太沖了。我只好不回答。

　　我母親盡可能拖延我加入法西斯少年先鋒隊的時間，第一，她不希望我學會使用武器，還有，星期天早上舉行的集會（後來又有週六法西斯教育日）主要活動根本就是讓少年先鋒隊到教堂望彌撒。當我應學校規定加入後，我母親又要求准許我免做彌撒，以紀律為由被否決，但她還是想辦法知會了神父及指揮官，說我不是天主教徒，在教室內請勿要求我有任何宗教行為。

　　一言以蔽之，我老是跟別人不一樣，稀有動物般被人瞪著看。我不認為這對我有負面影響：面對他人對你個人習慣的敵意，為正當理由而被孤立，忍受隨之而來的不便，為維護未獲共識的立場摸索出一個合理準則，慢慢地你對這一切就習以為常了。反而長大後，我對他人意見總抱持寬容態度，尤其是宗教方面，因為忘不掉沒有隨俗信教被人捉弄是多麼不愉快的一件事。同樣地，我也完全沒有在神父堆中長大的人常有的反教權傾向。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