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43)_伊塔洛·卡爾維諾

四三

　　心理上的桀驁不馴與簡化是為了找一條生路，甘冒可能得付出極高代價的危險：放棄參與歷史進程，錯過幾個大觀念的辯論，拱手將以為已經無可挽回的領土送到敵人手上。所以我們接受法西斯套在我們身上的外在形式，不是因為缺乏勇氣而是經驗不足，只為了少惹麻煩。同樣要歸咎那令人惱火的不合群，明知省府附近就有「大學法西斯小組」在辦一些政治討論活動，但我從未趨近過。（我錯了，因為藉由那個環境，我原可以提早接觸到當時已加入法西斯組織的年輕人，就不至於面對抗戰時毫無準備。）

　　不過這種封閉心態（我們今天可稱之為「政治冷感」，與戰後發生在對方陣線的情況雷同）並未持續太久，因為很快我就跟醞釀中的氣氛有所衝突。其實那劃地自限的與外隔絕本來就不是絕對的。舉例來說，我中學最好的朋友是南方人，羅馬的艾烏哲尼歐·斯卡法利（Eugenio Scalfari）①。那時候艾烏哲尼歐在羅馬念大學，假日回聖雷莫：可以說跟他的討論是我們「政治」生涯的起點。

　　﹛① 艾烏哲尼歐·斯卡法利（Eugenio Scalfari，1924-），記者，創辦《快訊》（L'Espresso）時事週刊《共和國報》（La Repubbica）。（譯者注）﹜

　　他原是「大學法西斯小組」反對派成員，後被「大學法西斯小組」除名又搖身一變為幾個意識形態模糊的團體幕後策劃人。有一次他還寫信給我，要我參加一個仍在籌備階段的黨，暫名為「貴族社會黨」。就這樣，日積月累，借著與艾烏哲尼歐通信及夏日長談，我無法不注意到反法西斯的秘密崛起，並對看些什麼書有了一個方向：胡伊京戛、蒙塔雷（Eugenio Montale）、維多裡尼、皮斯卡內（Carlo Piscane）：那些年出版的新書標示著我們沒有章法的倫理文學教育的不同階段。

　　當時也熱衷討論科學、宇宙學及認知基本原理：愛丁頓（Arthur Stanley Eddington）、普朗克（Max Planck）、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及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鄉間出現了一些奇特單一的文化案例：一個醉心英、美文化的聖雷莫青年，在戰事最激烈時以認識論、心理分析及爵士樂成為當時的文化傳奇人物，我們聽得如此專注仿佛聆聽神諭。夏日某一天，艾烏哲尼歐和我憑空建立了一整套的哲學系統：生命衝動哲學。第二天我們發現這套思想柏格森（Henri Bergson）早就提出了。

　　我那時候也寫一些略帶政治、無政府主義及悲觀色彩的極短篇或寓言故事，寄去給艾烏哲尼歐，他讓其中一篇在「大學法西斯小組」報上發表，好像給他惹了一點麻煩。沒有人知道我是誰。那時我的政治理念和創作都傾向於一個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為前導支持的無政府主義。跟斯卡法利和其他朋友，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①的夏天，我們一致通過的黨綱是稱自己為「自由人士」（依據主要是得·魯傑洛[De Ruggiero]的《自由主義史》），跟我的無政府主義一樣不著邊際。圍坐在離我家農場不遠的溪流中一塊平坦大石上，我們成立了Mul（大學生自由運動）。政治還是遊戲，不過只是早晚問題。那幾天是日後被稱為「四十五天」的激昂時刻，被強制遷往別區的共產黨人回來了，我們一擁而上圍著他們問個沒完，討論，提出異議。

　　﹛① 由於軍方倒戈及法西斯政權聲望日衰，原支持法西斯的企業、保皇黨、保守勢力策動政務委員會以行政命令於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宣告法西斯政府倒臺。同年九月八日，意大利宣佈休戰。反法西斯團體與復員軍人聯合迎戰不斷在意境內擴張佔領土地的德軍。（譯者注）﹜

　　九月八日，艾烏哲尼歐返回羅馬。幾個月後我加入了地下共產黨組織。

　　3.七月二十五日，我既失望又懊惱，像法西斯這樣一個歷史慘案竟然以政務委員會一紙平常的行政命令宣告落幕。我一心期待的是革命，在戰鬥中意大利獲得重生。而九月八日之後，當這飄渺的夢想成真：我這才懂得，當夢幻成為事實，要能勝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選擇共產主義並沒有任何意識形態支持。我覺得有必要從一張「白紙」出發，所以我始終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對蘇聯我有一肚子的疑問及意見，這在當時很普遍，但又丟不開我父母一直堅守蘇聯路線的影響。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認為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是行動，而共產黨正是最活躍、最有組織的力量。當我得知我們這一區的遊擊隊隊長費裡契·卡休內，年輕醫生，共產黨人，一九四四年二月在阿投山區與德軍交戰時陣亡，我跟一個共產黨朋友說我要入黨。

　　立刻就有工人同志跟我接觸，我的任務是組織青年學生陣線，而且油印了一篇我的作品私下流傳。（那是我寫的許多詼諧寓言故事之一，我其實可以寫下去。是由無政府主義角度出發——這對我接受共產主義不無制約作用——寫就的異議文章：未來世界中軍隊、警察、官僚制度的苟延殘喘。很遺憾我沒有保存下來，總希望有一天能遇到一位將那油印稿留起來的昔日老戰友。）

　　意大利抗戰戰區中我們最為偏遠，缺乏天然資源、盟軍支持和權威的政治領導，卻也是那二十個月內起義各地中戰況最激烈、慘痛，陣亡人數比例最高的地區之一。我一直不知道如何以第一人稱敘述遊擊戰往事。我可以循不同、又不與事實相違背的敘事風格來做這件事：回憶面對失去所愛、危險、不安、決心、死亡的激動，或相反地鎖定那描寫一個毫無政治準備，完全沒有生活歷練，一直活在家庭呵護中的小資產階級青年不確定、老出錯、慌亂、捲入不幸的喜劇英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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