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58)_伊塔洛·卡爾維諾

五八

　　我以為要將那些無恥之徒擋在文化權力之外，得在自己的領域內完成一件由政治角度來看無懈可擊，並可作為新社會價值模式的實務及理論工作。為此，必須從個人視界中刪去許多東西：共產主義是一個窄口漏斗，得穿過它到另一邊去，發現無垠宇宙。所以我可以為我之前提出的「需求假設」加上這個附注：斯大林主義有大手筆簡化的魄力與限制。看世界考慮的視點十分狹隘及粗略，為了彰顯自己的選擇，提出其他的可能及分歧，這麼一來許多原以為已被剔除的價值又起死回生。

　　在這背後我看到的是知識分子求實創造精神與無產階級要求革新之間不尋常的一致，俄國革命奇跡正是因為這個模式而奏效。然而這個一致性（說不定是俄國革命及社會主義傳統天性，倒未必是列寧及布爾什維克黨人有意識推動的成果）只持續了短短幾年，然後斯大林剝奪了所有勞工要求的權利，讓知識分子在驚懼中度日，這我後來才知道。我這裡可以提出一個較適用整體的假設：斯大林主義以整個社會體制將由知識分子治理的先覺計劃實現者之姿出現。其實是該計劃最無可挽回（或許不可避免）的敗筆。

　　關於這一點我個人要插一句話：我的烏托邦是建構一個非意識形態的世界。那幾年文藝圈內的意識形態氣氛自然比今天和緩，但是我的活動範圍內意識形態甚囂塵上。我老覺得每次斯大林一說話，那些理論家就傻眼。這一點讓我得意萬分。我以為斯大林一直是以常識在與意識形態相抗衡。我這個態度當年及後來都很為朋友所不諒解，卻有助於我在與極端意識形態化的固定辯友關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錯了，至少對斯大林的看法是錯的。因為斯大林並未超越意識形態，因為我的膚淺使我與最糟的思想體系認同，因為一國之君想法的公正不倚不算數，他是王，除了他以外又有誰能做到。所以我的一系列結論還要加上這個：斯大林主義表面上是想依意識形態準則肯定實務的優先地位，實則是在強化意識形態，使恃強權而治的一切都意識形態化。

　　今天我才開始理解怎麼回事，我是說我和斯大林，我和共產主義之間怎麼回事。革命的壯烈，紅色十月，列寧，對我始終是遙遠的幽靈，曇花一現，喚不回也不會重演。我是在斯大林時期才因為意大利的歷史背景進入共產主義這個論題的，又經過努力才將蘇聯納入我的世界。關於人民民主，我早就知道那是一個牽強、人工、由外及由上強制執行的一個過渡階段。原以為蘇聯會不同，以為共產主義通過最艱巨的那幾年考驗後，會達到一種自然狀態，自發、平和、明智成熟。我將我對政治粗淺簡約的觀念投射到事實上，其最終目的是希望在承受所有的歪曲、不公、迫害之後，超越歷史，超越階級鬥爭，超越意識形態，超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以臻自然、平衡境界。

　　所以一九五二年我發表在《統一報》的《蘇聯旅記》中，幾乎只記載了對日常生活最細微的觀察，安心，踏實，無關時間，無關政治。不以崇高雄偉的角度來介紹蘇聯，我以為是創新。而我所犯的斯大林主義錯誤正是這個：為保護我自己免受不認識、隱隱約約意識到但不願為之正名的事實的傷害，我以非官方語言為表面上寧靜、笑容可掬，實際殘忍、緊繃、暴虐的官方虛偽做了幫兇。斯大林主義是一張甜美、良善的面具，掩飾進行中的歷史悲劇。

　　一九五六年平地一聲雷，所有假面及掩護撤去。許多那一刻認清事實的人日後重與共產主義革命根源會合。其他人則選擇較實際的路，認清現況試圖就現況進行改革，當中有人理性樂觀，有人畫地自限，做最壞的打算，對結果的相對性有心理準備。我既不屬於前者亦非後者：要論革命分子，我資質、信仰皆不足：至於改革派（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穩紮穩打的作風，我又覺得不足以讓我由差一點墜入深淵的暈眩中恢復。所以，我依然是這兩條不同道路上許多人的朋友，但我漸行漸遠，政治在我內心世界佔據的空間愈來愈小。（政治於外在世界所占空間反而日益擴大。）

　　我的政治經驗或許始終就是那樣不上不下：覺得勢在必行，又在殘酷世界中對多樣性及相異性尋尋覓覓。所以我的結語是：如果我曾經是（就我自己的標準）斯大林主義者，並非偶然。我身上是有一些那個時代的特質：我對任何唾手可得、快速、出自本能、即興、含混的事物沒有信心。我相信緩慢、平和、細水長流的力量，踏實，冷靜。我不相信缺乏自律精神、不自我建設、不努力就可以得到個人或集體的解放。如果有人覺得我這種思考模式是斯大林式的思考模式，好吧，我也不避諱承認，就這方面來說，我仍是有點斯大林主義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