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59)_伊塔洛·卡爾維諾

五九

　　▼一九五六年的夏天①

　　﹛① 接受艾烏哲尼歐·斯卡法利訪問（《卡爾維諾與他那個時代的歷史》），《共和國報》，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九五六年的那個夏天高潮迭起，生機勃勃。在莫斯科舉行的二十大結束，赫魯曉夫宛如國際共產主義新紀元的勇士，那是察覺冰霜消解的第一批跡象。我們這些頑強的共產黨人士，本就對那次批判之大勢所趨，不日將至有十足把握。二十四年過去了，閱歷不可謂不豐，今天回想起來，我清楚知道歷史不是一出簡單、喜劇收場的輕歌劇，而是一段崎嶇難行、走不快的路，常常缺少明確方向或意義。

　　言歸正傳。那幾天我的感受自然不是這些。當我得知赫魯曉夫在報告中批判斯大林罪行時，初時的震驚過後隨之而起的是一種解脫感。這是當時我所有同志的反應。你問我說我們中間，在黨內，是否有人感到挫折或屈辱，沒有，就我所知，沒有。我試著儘量精確描述我當時的感覺，跟其他人應該相去無幾：對我來說莫斯科批判斯大林，為史實作見證，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實現。多年來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連看在我們眼裡都死氣沉沉，行高壓政策，嚴苛不知變通，酷虐，不講人性，這些賬都算在「戒嚴」、革命鬥爭的頭上。而當赫魯曉夫先在中央委員會，後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中揭發斯大林時，我們想的是：和平將至，現在社會主義要開花結果了，我們原先心裡的一股悶氣，那深藏心底的焦慮，頓時無影無蹤。

　　波蘭的斯大林派系被取而代之，哥穆爾卡重獲自由。在匈牙利，黨的革新更完全且徹底。坐在先前斯大林老一輩擁護者位子上的是曾經嘗過牢獄之苦、被解除一切職務的共產黨員。我們看到的一切都肯定了我們的希望，是切實革新、是歷史成果的轉捩點。

　　我當時以為，在那次重生與重建之後，各地對社會主義的信仰都將更為堅定。至於意大利，我想曾經因為我們所參與的那個制度兇殘、悲烈的天性而對共產黨敬而遠之的人將會走近，將與我們並肩作戰，分享我們對人類、對平等所懷有的理想。

　　我當時是都靈聯合委員會的一員，在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工作，我在都靈、米蘭、羅馬來往的都是意共知識分子。那幾個月的激昂開創氣氛中，領導階層及知識分子與基層黨員的會面情況之熱烈可以說自抗戰、光復以來所未見。無止境的討論，通宵達旦開會、辯論。意氣風發的政治熱情。

　　那年夏天盧卡奇來訪意大利。他在匈牙利不僅是民族的榮光，且重新成為民族的旗幟。我跟切薩雷·卡瑟斯去拜望他，這次意大利之旅由卡瑟斯作陪。盧卡奇肯定了我們對重生的共產主義的寄望。差不多就在那幾天，對我們意共黨員來說更重要的另一個肯定是：《新論題》雜誌上陶利亞蒂的訪談。我還清楚記得在《統一報》第一版讀到這篇訪問時的感受，以知識分子的求實，外交官的機敏，還有，總算露面的真誠，他說出了我期待已久的話。

　　那天早上我人在羅馬。我跟保羅·斯皮裡亞諾（Paolo Spriano）約在博格瑟山莊碰面。我們沿著公園裡的小路信步走去，一直走到馬紐利亞大道邊的池塘附近，遇到隆哥（Luigi Longo）。他把木頭小艇的繩索交給跟他一起的一個小孩，我們三個人熱血澎湃地談論發生的事。我記得隆哥跟我們敘述許多年前，當他以意共青年党書記身份訪問莫斯科的所見所聞。他說那裡死氣沉沉，不僅是一般老百姓，就連黨員也沒有任何自由。簡而言之，他也覺得心裡的一塊巨石落了地。

　　你問我：既然大家，包括知識分子、領導階層及黨員，心口都壓著一塊石頭，為什麼之前就沒有人想到過要將之除掉呢？為什麼要等莫斯科，等赫魯曉夫，等中央委員會的信號呢？又為什麼，在大好的情勢下，就在一九五六那一年，會有那樣的結局呢？好。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強卡爾洛·帕耶塔（Giancarlo Pajetta）在蘇共二十大結束後的一場記者招待會上恰好回答了你這個問題。你當時問他的問題與你現在問我的大同小異。他回答你說在革命與事實之間，一個革命分子會先選擇革命。我個人並不相信事情如他所說，也不認為那個答案是合理的，不過那個時候，二十四年前，我們的觀點接近如此。

　　當時的意共都是精神分裂病患者。沒錯，就是這個字眼。我們一半已經是，或希望是事實的見證人，是為弱者及被欺壓者伸張正義的復仇者，對抗一切強暴，維護正義：另一半以信仰之名，振振有辭為所犯錯誤、橫行逆施、黨暴政、斯大林辯解，精神分裂，雙重人格。我清楚記得那幾次到社會主義國家旅行，我渾身不自在，格格不入，如芒刺在背：當火車載我回到意大利，越過邊境時我又自問：在這裡，在意大利，這個意大利，除了獻身共產黨外，我還能做什麼？這就是為什麼緊張情勢稍緩及斯大林主義的終結，讓我們放下了心中一塊石頭：因為我們的道德形象，我們分裂的人格，終於可以重組，革命與事實終於協調一致。這在當時，是我們許多人的夢想與希望。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