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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維多裡尼那段時間也重回黨懷抱。他早已退黨，轉而支持激進黨，自由社會黨，而當時他重新向共產黨靠攏。他還計劃要去布達佩斯，想為修正、為革新貢獻己力。都靈的革新派人士契勒斯特·內卡維勒已被冷凍好一段時間，聯合委員會是由一名老斯大林黨員安東尼奧·羅阿西歐主持。不過我們想，他讓位的時間也到了。新聞滿天飛。我們日復一日等待，等待百花齊放的那一天。 　　那幾個月中，我為《不設防城市》雙週刊寫了短篇《安的列斯群島風雨後的寧靜》。這幾天我又找出重讀，我認為它仍饒富意義，至少記錄了當時的一種心境，以及一個失之交臂的良機。那些事件使我疏遠了政治，我的意思是說政治在我心中所盤踞的空間較之前要小得多。自那時起，我再也不認為政治是全面的，同時開始質疑。今天，我認為政治對社會透過其他管道所透露的訊息反應太慢，而且政治常常會有違法及欺瞞之舉。 　　我們將革新的希望都寄託在焦爾焦·阿門多拉（Giorgio Amendola）身上。他繼彼得·賽可亞（Pietro Secchia）接下黨組織的領導棒子。他說，賽可亞被解除職務的那天就是我們的二十大。我以為阿門多拉是意共理想人選，結果令人失望。或許我對阿門多拉這個人並不瞭解，不過他絕不是懂得詮釋我們當時想法的新意共。對我，對我們許多人來說的那份內心煎熬，對他而言是自然現象。阿門多拉本人作風嚴謹，但同時又有政治人物的狡詐。那一刻，狡詐占了上風。 　　那天晚上，當紅軍入侵匈牙利，紅軍坦克開上布達佩斯街頭的消息傳來時，我人在都靈，跟阿門多拉在負責都靈《統一報》的盧奇亞諾·巴爾卡（Luciano Barca）家吃晚飯。阿門多拉在他的一本書中也提到這件事。他到都靈來看我和其他埃伊納烏迪出版社的朋友，為了「安撫我們」，因為他察覺到反對聲音正在逼近，而我們的表現也極度不耐。對我來說那是決定性的一晚。阿門多拉正在講話，當時《統一報》的總編強尼·羅卡（Gianni Rocca）打電話給巴爾卡。他聲音哽咽，跟我們說：紅軍正向布達佩斯推進，城內已打起巷戰。我看著阿門多拉，我們三個人呆若木雞。阿門多拉喃喃道：「陶利亞蒂說過，歷史上某些時刻必須選擇，或站在這邊，或站在那邊。共產主義跟宗教一樣，要等上幾個世紀才會有所改變。再說匈牙利正走向險境……」於是我知道，意共百花齊放的日子還早，早得很…… 　　一個月之後意共召開八大。安東尼奧·焦利蒂發表演說，抨擊匈共的封閉作風。在冰冷靜默中，他的聲音喑啞。陶利亞蒂坐在主席臺旁邊刻意擺出在處理信件的樣子。焦利蒂宣佈退黨，跟他同進退的人不少。我不願意在那特別的艱難時刻離党，不過心意已定。我是五七年夏天悄悄離開的。許多同志跟我一樣，任憑黨證過期，有些人則被開除黨籍。托馬索·克亞雷提（Tommaso Chiaretti）負責的《不設防城市》雙週刊工作小組遭集體除名。被除名的還有布魯諾·科爾比（Bruno Corbi）。退黨的包括富裡歐·迪亞茲（Furio Diaz）、法畢利茲歐·歐諾佛利（Fabrizio Onofri）、納塔裡諾·撒培紐（Natalino Sapegno）。 　　如果五六年意共處理方式有所不同，其「合法性」早在二十四年前就會被承認。意大利的歷史不知將有多大的變化？自然，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是意大利歷史肯定大為不同。但當時沒有任何領導人有勇氣這麼做。這一點，陶利亞蒂要負絕大部分責任。他自「薩雷諾轉向」①以來，始終緊抓兩個原則不放：意共以改革為重的政策，以及效忠蘇聯。那份忠誠與他的改革方案並行不悖。若當時與蘇聯決裂，意共的政策很可能，或者說應該在內政上更有分量。將會面臨誰來取代左派的難題。顯然意共領導階層不願意走上那條路。 　　﹛① 陶利亞蒂一九四四年在那不勒斯附近的薩雷諾（Salerno）發表公開演說，說明意共的全國統一政策，號召所有意大利人共同為反法西斯奮鬥，移轉了當時意大利對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的熱烈辯論。主張以民主途徑奪取政權，並將意共變為一個群眾政黨。（譯者注）﹜ 　　而那一次就這麼收尾了。十二年後，面對紅軍入侵布拉格，立場有所改變，意共指責入侵行為，但仍未與蘇聯決裂。今天面對波蘭危機，我認為意共又向前跨了一步，而且這一次立場正確。這個長征走了二十四年。坦白說我不知道那班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迷途的公車是否還能走回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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