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65)_伊塔洛·卡爾維諾

六五

　　▼成功背後①

　　﹛① 接受菲利契·佛羅伊歐（Felice Froio）訪問。《成功背後。幾位當代名人的回憶與見證：他們成功的秘訣是什麼？》，蘇軋爾可（Sugarco）出版社，米蘭，一九八四年。﹜

　　我少年即開始寫作，但那時對文學只有籠統印象：我父母在聖雷莫研究的是異國植物移栽、花卉、果樹栽培及繁殖。在我們家走動的都是農業及農學方面的科學或技術人員。我父母二人個性極為鮮明，我父親代表實踐的生命力，我母親是嚴謹學者，在他們的專業領域中都是佼佼者，這一點使我始終對他們敬畏有加，同時形成一種心理障礙，為此我沒能從他們那裡學到半點東西，至今引為憾事。所以說我多借兒童畫報、收音機播放的喜劇和電影院解悶：總之，我培養出一種對幻想世界的敏感能力，如果環境在這方面能予以刺激，或我懂得更早加以利用的話，原可發展為文學志趣。或許我應該早點發現我的志向，與世界建立較良好的關係，可是我稍嫌慢了一點，尤其是認識我自己。

　　兩次大戰間的聖雷莫跟意大利社會平均比起來，算是挺反常的一個城市：那個時候聖雷莫外國人很多，從小我感受到的是這種世界一家的氣氛：此外它是道地的鄉間，與那些年的意大利文化圈天各一方（不過即便最活躍的地區那幾年也很封閉）。總而言之，我與文學的初步接觸來自學校。

　　我小學和初中成績平平，只有意大利文，這門學科我讀來輕而易舉，加上學校要求嚴格。當然，從學校我本可以學到更多東西，如果我清楚認識我自己，預知我的一生，這句話誰都會說。文學對我的吸引力最大，當年我分辨不出。這原意味著大學註冊文學系，可是我對那個系的認識只限於選擇它的人將來要當高中老師，激不起我一點興趣。挺吸引我的是那個模棱兩可的「新聞工作」，可是當年的報紙又全對法西斯政權唯唯諾諾（或許事實不如我想像中那樣，因為外面發生的事我並不完全知道）：我就先天個性及後天環境來說都不屬於法西斯，但這並不能排除我趨炎附勢變成法西斯的可能，即便如此，我還是得先克服我的本性，反正我對自己實在莫可奈何就對了。

　　我之所以巨細靡遺描述那份猶豫，是因為我認為我的志向的猶豫不決、踟躕在後來也有影響，我的意思是說我從未下決心要「當作家」。如果當年我決定提筆寫作，用文學形式表達我自己，我知道我一定會讓這項伺機而動的活動依附在別的東西上，一個或許在他人眼中或我父母眼中看來有用、實際、穩定的專業上。

　　以至中學畢業後我做了一個看起來，或許確實如此，討好家裡的選擇，我註冊了都靈大學農學系，而我父親直到幾年前還在那裡開有「熱帶植物栽種」及「樹木栽植學」兩門課（那時候他已經退休了）。我的想法是，對我來說寫作是讓我得以接觸事實、環遊全世界，就像讓我父親在中美洲待上近二十年，歷經過墨西哥革命的一門「嚴肅」專業外的次要活動。

　　希望與家族傳統重新契合的努力並未奏效，不過說實在的主意並不壞：我若能堅守在務實專業之餘書寫生活經驗的決心，時機一到我還是會變成作家，而且收穫更多。

　　光復後的新氣象引導我走向報紙和文學。於是我放棄農學系改念文學，不過老實說我不常上課，因為太急於投入文化及政治生活了。正是那個階段，在我的眾多可能性中一個新的因素—政治—起了決定性作用，且在我生命中佔優勢地位達十多年之久。外界情勢大幅改變，但我內心想法未變，我還是不確定我的志向及成為作家的可能，試著把這個志趣當作次目錄排在是為責任的總體及主導目錄之下：加入讓意大利由戰後及獨裁廢墟中站起來的革新行列。

　　抗戰期間，因為是遊擊隊員，得以與共產黨人有所接觸，光復後，意共在我看來又是完成眼前任務最務實最有效率的組織。我沒有任何理論基礎。在法西斯政權治下，我唯一清楚的念頭是對其專制及宣傳的厭惡：我念了一些克羅齊和德·魯傑洛的書，一度自認為是自由派。另一方面我的家庭傳統向來是人道社會主義，更早則信奉馬志尼。戰爭的慘狀，思考國際問題以服務大眾社會，反法西斯運動中意共扮演的角色諸此種種都促使我入黨，成為共產黨員。光復後建設基層民主架構的實務活動，為君主立憲四處奔走已經把我掏空，那個時候深入討論意識形態問題，或閱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品，可能在我看來是浪費時間。

　　與這段基層黨員生涯同一時間（直到一九四七年我主要活動範圍都在所居的鄉間），我開始為黨報寫稿：寫調查報導、評論、小說，先跟熱那亞的《統一報》合作，之後轉與都靈合作（《統一報》當年有四個版本，獨立運作）。跟都靈版的關係最為密切，我後來定居都靈，有一段時間（一九四八到四九年間）還擔任過文化版編輯。即便後來，最艱辛的五十年代，偶爾《統一報》還會派我到各工廠去採訪暴動、工人占廠、危難時刻。所以我目睹了一九四八年七月工人佔領菲亞特車廠，鎮壓工會勢力及維切利農田罷工等事件。

　　我的新聞工作與少年時的想像相去甚遠。得做一些就新聞從業人員角度看是不入流的新手在做的事情，例如：每次有會議或抗議活動時就要「渲染」一下。是各報當時，且直到今天在一定範圍繼續維持的習慣，只是今天比較公允，而那個年代與其說是新聞工作，不如說是惡質文學。我記得剛進《統一報》時，「渲染」工作落到我的好友兼良師，詩人阿馮索·卡托頭上，他倒也有辦法自得其樂，打個比方：邊寫邊看意大利自行車大賽。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