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66)_伊塔洛·卡爾維諾

六六

　　不過政治新聞記者這一段畢竟是我新手生涯的次要部分。一九四五年我開始在埃伊納烏迪出版社旁邊打轉。我那時候還住在聖雷莫，常去米蘭找維多裡尼及《綜合科技》的朋友：在都靈，脾氣古怪的帕維塞在註定是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立刻接納了我，他的友誼對我實在彌足珍貴。是決定性的還有我跟朱利歐·埃伊納烏迪長達四十年的友誼，我們四五年年底在米蘭相識，他要我隨即走馬上任。當時朱利歐認為我具備行動、組織能力、經濟頭腦，總之，屬於他期望能培養的新一代知識分子：而且朱利歐天生有讓別人做出他們自己都不曉得自己做得到的事情的才能。

　　早在對我而言有如重生的光復後那段時間，我已經幫埃伊納烏迪打一些零工，主要是寫廣告詞，分送各地方報預告新書出版的文章，安排外文書或意大利手稿的看稿進度。就在那時，我理解到能在出版社，一家前衛的出版社，在政治理念不同時有爭執、但全是好朋友的人群中工作，夫複何求。我告訴我自己：我有一份熱愛的工作，跟我喜歡的人在一起，當不當作家不重要。我一直在務實專業和文學之間尋找的平衡，在離文學不遠又並不是文學的那一點上找到了，就像埃伊納烏迪出版社，也出文學類書，但首重歷史、政治、經濟、科學，讓我覺得身處多彩世界的中心。

　　在米蘭和都靈猶豫了一段時間後，我定居都靈，變成朱利歐·埃伊納烏迪及其他跟朱利歐一起工作，比我年長者的好友及夥伴：有切薩雷·帕維塞、娜塔莉亞·金芝柏、菲利契·巴博、馬西莫·米拉、法朗克·文圖理、保羅·瑟裡尼，以及全意大利所有直接或間接參與出版社工作的人，當然還有跟我一樣，開始為該出版社效力的新生代。

　　就這樣，我一生中做了十五年出版社編輯，期間我花在別人書上的時間要遠超過自己的書。我成功地在我和我的寫作志趣之間隔上一道屏障，儘管表面上看起來我占盡優勢。

　　我的第一本書《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一九四七年出版，是一本以遊擊戰經驗為題材的小說。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第一部作品來說，在當時可以算是很成功：短短時間內賣出了三千本，隨即又加印了兩千。那個時候意大利文學作品根本沒人看，但埃伊納烏迪對我的書有信心且極力促銷。他還分送書店一張有我走路時手插在口袋裡的照片的海報，這在當時可是創舉。總而言之，我旋即取得「成功」，可是對此沒什麼概念，因為沒有人用這些字眼看事情，沒有這類術語。再說基於個性，我本不是一個會得意忘形的人：第一本書我寫完了，還教人看得下去，誰知道我寫不寫得出第二本。我仍然認定真正的作家是別人，我呢，天知道。

　　第二本小說我果然寫了好幾年都不成，帶給朋友看的試驗結果大家都不滿意。一九四九年我出了一本短篇小說集，跟所有短篇小說集一樣，印刷量有限，一千五百本。剛夠批評家及當時注意意大利文壇新人的小眾的需要。

　　我頭幾本書即獲一致好評，其中不乏權威人士青睞，可以說我是一帆風順。只是我雖然不用打卡，但整天待在辦公室裡，想寫作得請假，假單倒是不至於被駁回，這已經萬幸了。

　　奠定我突出形象的作品是《分成兩半的子爵》，一本百來頁，維多裡尼於一九五一年排在實驗類叢書「籌碼」出版的一本中篇小說，印刷量幾乎僅限「同仁」，評論界反應良好，連艾密利歐·契科，我們文學界當時的教主也談及。自此我的文學道路明確，可以稱之為奇幻文學，與我朝不同方向寫成的，我們說比較寫實的其他作品交替出現。

　　一九五七年《樹上的男爵》出版，緊接著（還是之前，我不記得了）出了《意大利童話》，是出版社委託下完成的一大工程。一九五八年出版《短篇小說集》，收錄所有截至當時為止我所寫的短篇，總之，我已具備出版一本書名就叫《短篇小說集》的資格了。

　　我終於可以說自己是個「專職」作家了嗎？距我出版第一本書已經十年了，其間規律地持續出書，十年，我認為是考驗一個作家站不站得住腳的必要時間。至此，「我是或不是作家」的問題不再存在，因為其他人已經為我冠上這個頭銜了。還有作者版稅，儘管尚不足以維生，但開始成為我微薄收入中的可觀項目，甚至能夠在四十歲左右辭掉出版社的全職工作，僅繼續擔任顧問一職。

　　為阻止自己將寫作視為首要工作，當初在我身邊築起的屏障正在崩塌中。我說過我對編輯工作仍感興趣，但參與方式較為獨立自主：政治方面亦然：不是說我對政治不再關心，只是慢慢地，我終於（遲做總比不做好）能以自主的判斷與意識形態思考模式及黨的集體制約相抗衡。經過一九五六年的爭執、辯論後，一九五七年我以一封公開信宣佈退黨。

　　我入黨之初，是意大利的政治鬥爭將我與黨緊密連接在一起的，其實我始終對「蘇聯模式」及「人民民主」走上的路線等所有一個共產黨員不應提出異議「以免落入敵人陷阱」的議題有所質疑。當期待已久的辯論在莫斯科展開，華沙和布達佩斯揭竿而起，我是那些相信揭露事實真相時刻已到的人其中之一，我試著跟朋友們投入席捲了國際間左派，包括埃伊納烏迪出版社的那場辯戰。我可不願再看到新的冰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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