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67)_伊塔洛·卡爾維諾

六七

　　那是一次沒有留下傷口的斷裂，因為發生在意大利左派大整合期間，每個人當時一心只想確認自己的信仰，找到更明確的身份。至於我在這場變動中的身份問題，此刻我還整理不出頭緒來：或許直到那個時節我才開始理解什麼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之前，當我還是黨員時，著重的是眼前問題，然後順帶關心一下整體問題。就在那時候，在對官方共產主義的批判中，我看見自稱為「改革派」和「左派」立場的成形，是意大利及全世界社會衝突加劇的徵兆。當時，我未向任何一邊靠攏：改革主張在我看來傾向於關心參與政治事務及行政等必要，但我個人沒有興趣的瑣碎實務（所以，安東尼奧·焦利蒂脫離意共及早期幾次創新的文化活動我曾跟隨他左右以外，我並未跟他到社會黨去）：至於走強硬或革命路線（工運分子或親第三世界人士等等），雖然我認出其中的理想張力，但是我反教條、反漠視、反信仰主義、反災變說、反「越糟越好」的異議原則，使我甚至與我在學識上敬佩有加的朋友之間也劃上清楚界限。

　　於是在意大利左派這片天然棲息地中，我發現自己處在孤立狀態，政治上的「無家可歸」隨著時間成為定局，且使我在聽到膨脹話語及言談時默不作聲的本性變本加厲。

　　相反地，我更堅定了我長久以來的信念：重要的是由實際層面多樣發展，由勞動生產結果、執行上的技術形式、經驗、認識、道德，透過實務工作厘清的價值看到的一個文明的全面性。一言以蔽之，我的理想一直是參與建設符合現代意大利需要的一個文化環境，讓文學儲備革新力量並保有最深刻的理性。以此為基礎，我重申並堅實我與維多裡尼的友誼，我們合辦了《樣書》，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間一年出版兩本，留意或預告意大利文學理論或實務方面的變革。

　　維多裡尼終其一生，都在役使自己的作品為尋找意大利文化及屬於整體文化藍圖的文學之基本原則而戰：為這場戰役他犧牲了自己的創作活動，該寫而未寫的書。他是一個對一點一滴累積擁抱的理念堅信不移且戰鬥力旺盛的人，這一點正為我所欠缺，所以一九六六年維多裡尼死後，這類活動與我從此無緣。然而這位作家如此與眾不同的強制性道德於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至於我每寫一本書都得辯明說這本書確能在更開闊的涵構中負起新的文化任務。

　　於是我再一次找到讓寫作寄生於某樣別的東西的方法，嚴格要求自己的所作所為在當代文化背景中有其革新意義，最好從未嘗試過，呈現文學表達的可能發展。多希望我是那些清楚知道自己要說什麼而且借助自己的作品一生汲汲于此的作家。我希望，但我不是：我與理念之間的關係較為複雜且有爭議性，我思考每一件事必有正、反面，而且每一次都得建構起一個十分繁複的藍圖。這是為什麼我甚至隔上好幾年也寫不出一本書，在一一陷入危機的計劃旁邊兜圈子。

　　你看，就成功這個題目來訪問我有點像敲錯了門，因為那些對自己、自己所說、腦中所想篤信不疑，筆直向前走他的路確信全世界會跟在他身後的，才是成功的作家。我則始終覺得我寫作，將從腦袋裡挖出的連我都半信半疑又不滿意的東西硬塞給別人這件事，有申辯的必要。我不是在做道德劃分：對個人真理有十足把握的作家，也可以是就道德角度而言令人欽佩、甚至躋身英雄之列的人物：唯獨利用成功，不花任何力氣不斷迎合大眾期待，才令人不齒。這一點我從沒做過，明知會引起我讀者的不安，而且半路上可能會丟掉他們之中一部分。

　　如今六十歲的我，已看清楚作家的任務就是做他能力所及之事：對文學創作者而言就是描述、呈現、虛構。多年來我已不再設定寫作方針，鼓吹一種或另一種文學有何意義，萬一結果你想寫的東西完全不同呢？我花了一些時間才瞭解意圖並不重要，那得以實現的才重要。於是這份文學工作變成研究自己、理解我是誰的工作。

　　我發覺一直到現在我都沒怎麼談寫作的樂趣：要是一個人不能稍微樂在其中，就寫不出什麼好東西。讓我引以為樂的是嘗試新奇事物。寫作本身是一個單調、孤獨的工作，一旦重複，更教人萬分沮喪。自然，要說明的是即便那看來一揮而就的片段，也費了我九牛二虎之力。通常在作品完成以後才有成就感及欣慰。不過重要的是看我的書的人能樂在其中，不是我。

　　我想可以說儘管我一直在翻新，至少有一部分的受眾始終跟著我，我教我的讀者習慣于期待看到新東西，他們知道我的實驗配方滿足不了我，要是翻不出新花樣我就覺得不好玩。

　　我的書都不是那種一出版就賣出多少萬本，然後隔年即被遺忘的暢銷書。我的成就感在於看到我的書每年重印，有些每次印一萬到一萬五千本。

　　到目前為止我只限于談意大利，但這個訪問的題目還涉及一名意大利作家怎麼會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成名。作家形象會因地而變，因為在國內觀察一個人是把他跟他的種種活動結合在一起，放在一個由許多東西、許多識別標記組成的文化背景中來看他，在國外，翻譯成當地語言的書就這麼孤零零如隕石般從天而降，評論及大眾只能透過它來猜測原星球的模樣。我的書大約在五十年代末期開始被翻譯到幾個重要國家去：那個時候或許各地的翻譯風氣都較今日為盛，因為對未來抱有較多憧憬。不過有人翻譯你的書並不代表真有人去讀。那是一種常規，在國外，一本翻譯書印上寥寥幾千本，報上刊出措辭典雅的書評，書在書店裡待上幾個星期，然後消失不見，重新出現時已在清倉對折書店中，最後送入浸紙槽。所謂登上國際舞臺大多是這麼回事，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也不例外。在國外正式以作者身份「存在」，是近十年的事，主要在兩個國家：法國及美國。

　　當我的書以「袖珍本」出版，且接下來在不同出版社的平裝書系列中出現時，我才開始在法國名副其實地「存在」。突然我開始遇到讀過我的書的法國人，這在之前從未發生過，雖然知道我名字的大有人在。今天我所有的書都常常再版，而且有不少以袖珍版在市面上流通，可以說在法國，我的伯樂是不為人知的讀者而非書評家。

　　在美國則反其道而行：我的名字首先由幾位重要的文學評論家（例如戈爾·維達，可以說是他為我打出知名度的）所肯定，還有就是那本算是最不順應美國文學潮流的《看不見的城市》。現今在美國，我主要還是《看不見的城市》的作者，這本書似乎深受詩人、建築師及大學生所喜愛。我所有的書都在「trade paperbacks」系列重印，是中等品質的平裝版，讀者包括廣大學生群。不過當《意大利童話》完整英譯本問世時（距意大利版二十五年），可以說出人意料地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事已至此，我可以開始向自己提出新的問題，研究一下我在國際文學界的定位了吧。不過說真的，我向來認為文學界要比國界更遼闊，所以這對我來說並不是問題。就像身為一個絕不墨守成規、與外國人預期的意大利人相反的意大利作家，我從不覺得有必要解釋我怎麼及為什麼是個道道地地的意大利人。總之，或許在此餘年，是到了該接受我自己和寫我想寫的東西的時候了，或停筆不寫，如果發現已無話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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