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盡頭(73)_燕妮·埃彭貝克

七三

　　G早已埋葬在勃蘭登堡的沙地裡，他的眼睛永遠閉上了，納粹以叛國罪判處他死刑並處決。如果他還活著，他的叛國罪在莫斯科這裡無疑也會成立，因為他與後來的託派分子A直到最後都保持著密切的友誼。這份友誼在當時還不是犯罪，只是有些難以理解：也許是一個錯誤，一種頑固不化，一種短視的固執，但也許還是——誰知道呢——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先驅G經過精心戰略考量的結果。既然希特勒已入窮巷，派系的形成被證實為全面崩潰的一部分，這份友誼也一定會演變成不可饒恕的罪責。但法西斯於1934年在勃蘭登堡監獄以叛國罪處決了G，由此，他的名聲將留在同志們的記憶中。死亡是不朽的開始。與此同時，名人堂的大門已被封死，彼岸只不過是戰線之間一望無際的沙帶，一片無人區，過去幾個月失蹤的所有人都在這裡，如今其中還包括她的丈夫，無論是死是活，都將被迫用受傷的雙腳繼續走下去，永遠走下去。

　　她第一次參加維也納馬加雷滕區支部會議時也認識了後來所謂的託派A，1926年他被開除黨籍後還遇到過幾次。最後一次是在布拉格，就在她動身前往莫斯科不久前。這位胖胖的同志參加奧地利僑民會議時遲到了，坐在了僅剩的一把空椅子上，就在她旁邊，然後他整個晚上都沉默地抽煙，只有一次悄聲問她，他們共同的朋友G怎麼樣了。不久前被派往了柏林，她回答說，更多的就不知道了。明白了，這位所謂的託派說。他的香煙煙霧在他頭頂盤旋，濃重而靜滯，有那麼一瞬間，這氣味讓她想起了那個已經潛入地下的詩人J。大家在門口道別的時候，她突然擁抱了A，此外沒有哪位同志哪怕和他握握手，但在她看來，他會回應這個擁抱更多是出於疲憊而不是友誼。

　　1934年11月我犯了一個嚴重錯誤。我在布拉格參加了託派分子A也出席的奧地利舒茨同盟①支持者的聚會，卻沒有向黨組織彙報。我因此受到党領導層的嚴厲批評，但在我就缺乏警惕性而向Sch同志和K同志進行誠懇的自我檢討後，批評從我的檔案中刪除了。

　　﹛① 1923至1924年的奧地利社會民主工人党（SDAP）的准軍事組織。﹜

　　指明一個已經認識到的錯誤，奪走多年後它可能摧毀你的那股力量，是不是更好？這個錯誤用以攻擊你的力量是否從根本上反映了你犯錯時所懷揣的信念——換句話說，你並不知道自己在何時又是如何造成了自己的失敗？

　　她到底要不要提及她的自我批評被組織接受了？也就是那份已被刪除的批評？還是刪除了就算了？肯定有什麼文件提到過這件事，比如其他人的報告，某人的履歷或者檢討。她是否應該乾脆不提那些已經被刪除了的事，正因為它們已被刪除？但這可能會被解讀為惡意隱瞞。她應該把這件事當作已被刪掉的東西放到亮光下，但這樣它就並沒有被刪除，不是嗎？這是個有關誠實的問題，這種誠實讓每個人赤身裸體地躺在另一個人面前。但這另一個人會是誰？我們能夠暴露的最深一層又是什麼？坦白交代是否意味著連骨頭上的肉都要刮掉？

　　然後呢，骨頭又是什麼？

　　二十年代初期，他們在晚間聚會上研究貨幣的運轉，它的奔流騷動，它在人身上獲得的專斷權力。

　　通貨膨脹如今比大腸桿菌更能摧毀一個人，G說。

　　十五年後的現在，某種東西奔流騷動著，獲得了掌控人類的權力，這是她的朋友、她的丈夫和她自己都無法命名的東西。文字本身就是真實，真實得就像一袋麵粉、一雙鞋或一群被激起反抗的人，這樣的時代，難道這麼快就過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隻由詞語組成的現實？哪雙眼睛會將她此刻書寫的字母拼成詞語，將詞語連成意義？哪句話將被稱作她的過錯，或是她的清白？每個詞都至關重要嗎？骨頭是什麼？

　　自從丈夫被捕後，她第一次感到自己在這裡是個異鄉人，儘管她和丈夫1935年才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可他們當初來到這裡的確像是回到了家鄉。回到了屬於他們的未來。我們的地鐵，她和丈夫第一次看到新開通的地鐵站時說，我們的第一食品商店，當他們第一次去這個巨大的食品店購物時說，那裡有三十六種奶酪，那些在維也納和布拉格幾乎被遺忘了名字的食物，這裡應有盡有，女售貨員戴著白色的小帽，她們不用手去碰奶酪、肉、香腸、麵包或蔬菜，而只用叉子，還要戴上橡膠手套。嚴禁觸摸商品。當然，在一些老式的小商店裡，麵粉會放在店家自己用報紙折成的小袋子裡出售，那個不講究衛生的年代的習俗或多或少仍然存在，但在現代社會的光芒中它們毫無疑問會很快消失。

　　有一次，她甚至給母親寄了一個包裹，裡面有奶酪、鵝油、魚子醬、香腸和糖果。母親該看看，她這個不成器的女兒選擇了一條對的路。在蘇聯蓬勃發展的東西，也在她自己的生活中蓬勃發展。母親在信中感謝她，詢問她的近況。她能夠很自豪地在回信中寫道：很好。當一位母親問「過得怎麼樣」，女兒無論何時都不該給出其他回答。無論發生什麼，很好將永遠是她唯一的回答。當母親問起，H是否也很好，她的丈夫很好，她寫道，因為對於一個不明真相的人來說，一個人被捕抑或只是在很遠的地方都沒什麼區別。當母親問起她的住所和工作時，她還是寫道，很好。這個很好背後的現實已經逐漸改變，但這對母親沒有任何影響。可惜的只是那位永遠站在她這邊的父親，再也無法分享她的幸福時刻。

　　她有一位德國朋友的護照過期了，居留證無法延期。但他被特許去德國大使館更新護照。特許他站在將他列入名單的法西斯分子面前，特許他自投羅網。不到兩個月後，他死在魏瑪郊外的一個集中營。他通過了考驗。另一位同志去了德國大使館，拿著新護照走了出來。他被內務人民委員會逮捕，並當作德國間諜槍殺。他沒有通過考驗。兩個人都死了。

　　希特勒掌權後，我來到布拉格。不得不說，當時我極度沮喪。我還從來沒有離開過德國的土地。背井離鄉太難了。我知道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儘快再回德國。我甚至考慮過喬裝改名。那當然是個瘋狂的想法。經過數夜的討論，F同志說服我去莫斯科。但我覺得在這裡寫作很難。事實上，我們被德國拒之門外，也還沒有在蘇聯紮根。

　　德奧合併後，她的護照也成了德國護照。三周前她的護照也到期了。辦事窗口的蘇聯官員檢查了她的文件三次，那扇小窗也在她面前關上三次。

　　沒有有效的護照，她的居留許可就無法延期，拿不到居住證①，她就不能繼續住在她的公寓裡。門房讓她在晚上沒人看到的時候再進公寓，但這不是長久之計，之後房子就會分配給其他人。到時候她應該去哪兒？

　　﹛① Propiska，1930年代開始在前蘇聯使用的居住許可證件。Propiska制度禁止居民在沒有許可證的情況下在任何地方居住超過數周。﹜

　　寫履歷時，她留意著電梯的聲音。電梯在凌晨四五點停在她樓層的那一天，一切就將結束。白天，她坐在紅罌粟咖啡館，把她喜歡的俄語詩歌翻譯成德語。沒有居住證，就拿不到工作許可證。丈夫留下的錢，就算省吃儉用，最多只夠接下來兩周的開銷。然後呢？

　　晚上她沒睡覺，繼續寫她用來申請蘇聯國籍的個人履歷。如果這場考驗根本沒有正確答案怎麼辦？

　　會不會到最後只有一件事能確定：每一個在這裡或者德國那邊死去的同志，最終都達成了自己的目標，而每一個在這裡或者德國那邊倖存下來的人，都用背叛換來了自己的性命？

　　有時她會把父親的眼鏡從他鼻子上取下來擦乾淨。有時她和她的朋友會並排站著，比較她們的腿。有一回她躺在朋友的未婚夫身邊哭了一整夜。她曾為G同志一口氣切開了一整疊紙。在她第一次吻丈夫之前，她挽住他的頭髮將他拉向自己。她一直都是同一個人嗎？在她一生中是否也有兩個時刻能讓她與自己比較？不是說全體是真理嗎？一切皆背叛？這份履歷的讀者對她來說是個沒有面孔的人，那她應該給對方看自己的哪副面孔？一面看不見的鏡子會照出哪張看不見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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